（一）城市治理产生的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格局多元化，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凸显，社会稳定风险加剧，一些社会问题诸如拆迁、社会保障、流动人口等，还有一些城市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城市治理及其理论正是来解决和证明“城市”和“治理”二者融合所形成的各种现象。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城市治理产生的背景。
1.城市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提高了1.0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8.3137亿。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18年约为43.4%，两者同期相差16.18%，也就是说有近2.26亿流动人口常住在城市，但是却享受不到相应的户籍市民待遇。周少来曾指出，随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转型为城市文明社会，但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将给传统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制度性的冲击和挑战。
2.城市病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谈到：“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大城市中去，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不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正当工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出现了住房短缺”。曹海军指出：“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暴露了城市管理的弊端，无法应对诸如增长、移民、贫困等“城市病”，为创新管理体制提供了机会和挑战。”而姚尚建通过对城市问题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城市的问题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城市病”和城市治理的交织。
3.治理实践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俞可平以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与服务、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的治理改革为例，认为城市治理既要注重实践经验，也要将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将一些比较好的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从制度上解决城市治理的动力问题。
（二）城市治理的理论基础
城市治理是一个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价值理念与治理技术两者相互融合与共生演化，共同作用于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学界认为我国城市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为以下几个：
1.马克思主义
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和城市治理相关的理论或文章，但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关于城市和社会治理的论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城市治理的原则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罗志刚指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作为一个真命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审视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的问题，重塑价值取向，使社会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曾指出：国家、集体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建设美好城市。江宇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等人探索的基础上，对治理国家和城市进行了探索，从他年轻时候的“无政府状态”转变为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真正的联合，通过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走群众路线来治理国家和城市等思想。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忽视了城市治理的合理性问题，但是中央对于城市治理问题并没有忽视。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认为“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时期，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城市管理”转向“城市治理”，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跨越，还是传统管理型城市向现代治理型城市的转变。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改变城市发展思路，国内学界有关城市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前景仍十分广阔，有关多中心治理中的政府、非营利法人、营利法人与公民良性协作治理，中国特色城市治理道路等问题尚缺少深入的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