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是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所创立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它夹杂着英国社会主义思想而来，包括威廉·莫理斯（William Morris）的艺术社会主义理论、王尔德（Oscar Wilde）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柯尔（G.D.H.Cole）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三种形态。
威廉·莫理斯的艺术社会主义理论最早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艺产生的影响最大。1905年，威廉·莫理斯的名字被同盟会会员廖仲恺首次引入中国。而后，从五四运动前后至上世纪30年代，莫理斯有关社会主义与“生活艺术化”思想被马克思主义追求者们陆续引入至现代中国，既促进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传播，又对现代文艺界“生活艺术化”浪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传播与影响参见拙文《莫理斯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现代的传播与接受》，《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看来，莫理斯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至少也应是“崇拜马克思氏之主义者”。与之相反，作为唯美主义的大师奥斯卡王尔德虽然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当时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之下，随着人生境遇的巨变，他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其《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书于1921年5月被袁振英译成中文。《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英文名为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是王尔德入狱后社会思考的心血之作。按照唯美至上的原则，“社会主义被王尔德等同于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他实现艺术自由发展的工具。”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袁振英怀着特殊的心情，将王尔德的这著作译介汉语。王尔德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明显属于无政府主义，但在当时，却与莫理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成为袁振英反驳社会主义诘难者的有力武器。“有人说：‘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相承而异途同归的’。究竟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有何种的关系？要解释清楚，除非参考这一本书。本书的原著肯王尔德，是著名的英国大文豪，他轻视虚荣、道德和财产，以监狱为研究室。本书便是他对于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精密分析。现在把它改正再版。”这番话与当初李大钊反驳反社会主义者如出一辙。面对有人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艺术自由，无创作自由的诘难，袁振英认为，“个人主义不能够消灭，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所以个人主义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样的论断一方面彰显出袁振英积极宣扬社会主义的迫切心情，也显现出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够全面，导致其论点偏颇。事实证明，在现代中国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艺术与政治，与时代总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与英国共产党员刘易斯对此有着明确的论断，在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构建起严密的文艺理论体系。
柯尔的基尔德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20年《柯尔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中得到全面介绍。随后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劳动》《马克思的真谛》等专著相继被译成中文。有关文学论述的当数1934年8月由郭祖劼翻译的《政治与文学》一书。虽然柯尔的政治观点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出入甚大，但他有关文学与政治的论述明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人们都需要生活行为所赖的社会之支柱，他们的最真挚的行动，皆赋有社会性的色彩，那就是著作一切文学的背景；不论各作品所带个人色彩如何，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社会的背景。这社会背景固非突然的或有意的立刻呈现于文艺家的心目中；但一般情形之下，这社会背景却影响了他的一切思想，并浸润着他的一切著作。此种背景在他的著作中表现的成分之多少轻重，固不见得足以完全影响他的著作之品质；但一个人有没有日常生活的社会背景，则甚足以影响他的著作之品质的。”因此，在他看来，任何伟大的作品必然与政治背景有关，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论断不但非常契合当时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事实证明，欧美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传入中国仅仅昙花一现，至30年代销声匿迹），同时，也可很好地“用它来观照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学家们”，“运用本书著者的见地来论证分析……帮助我们理解近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时代，怎样一个国度，怎样一种社会。”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郭祖劼译书的目的所在。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形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英国左翼诗人C.D.刘易斯在《论英国作家与政治》一文中，对英国作家的政治意识淡漠，个人主义仍然很绅士做出的强烈批评。“自从一九三0年以来共产主义吸引了相当多的青年作家，但是自由的个人主义的遗毒依旧留在他们的血液中间，阻碍他们不能加入共产党，并且造成别的已加入者发生破裂。我们有许多‘革命的’作品，可是很少能表示出一个整个的统一的心智，头脑与品格。”正是如此，直到法西斯战争的到来，才被迫思考文学与政治的现实。在他看来，要加作家对共产主义的正确认识，知识阶级要产生真正有力的政治力量，当时的任务便是“非得人民大众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不可”联系当时的中国持久抗战的历史背景来看，刘易斯的这番话更像是针对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更像是对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忠告。事实证明，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在抗击日本侵略战争，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