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左翼文学家热烈地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投笔从戎，有的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活，诸如拉尔夫·福克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有的远赴他乡，深入远东战场，以诗歌反击法西斯侵略战争，诸如奥登与衣修午德。奥登二人1938年来华，既是中英共同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见证者，亦是中英左翼文学交流的亲历者。奥登来华事件将中国现代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影响了大批诗人，其中九叶派是典型；同时也带来了英国左翼诗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诗论家包括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奥登一代”诗人C.D.刘易斯与斯蒂芬·斯彭德。
英国左翼诗论第一次全文翻译当是1938年10月20日。这天，傅利叶将C.D.Lewis的《诗的一个希望》发表在上海的《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自此以后，C.D.刘易斯的诗论在中国传播开来，得到朱维基等人的全面译介。首先，自1939年11月1日至1940年6月10日，朱维基将刘易斯的《一个对于诗的希望》先后翻译连载在《文艺新潮》第2卷1-3、5-8期，共七章。1940年9月15日，朱维基将该书第八章《近代抒情诗产生的困难》发表在《文学新潮》第2卷第9期。时隔一年之后，1942年1月20日，朱维基将该书第九章《近代诗中的辞藻问题》发表在《诗创作》第7期翻译专号，10月30日，该书第十章《论讽刺诗》发表在同一杂志第15期诗论专号中。
从这几个专号中可以看出，刘易斯诗论翻译是为中国现代新诗提供理论借鉴的。“鉴于大多数青年诗歌爱好者缺乏系统的诗歌修养，因此进行新诗创作时，往往把诗歌写成分行的散文。”因此，诗歌理论的翻译显得尤为紧迫。在译介了刘易斯的诗论之后，朱维基又着手翻译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家考德威尔的诗论。首先，1940年，朱维基译考德威尔的《诗的诞生》一文发表在上海文艺丛刊《群鸟》上。1941年11月，他译考德威尔《近代诗的发展》一文被收录在“新路文艺研究社”所编《枪与蔷薇》一书之中。时隔五年之后，1946年5月1日至7月1日，朱维基将考德威尔的《英国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发表在《求真杂志》第一卷第1-3期；7月，考德威尔《诗的本质》一文被他译后发表在《中国建设》第一卷第3期。以上诸文，均出自考德威尔《幻象与现实》一书。该书在当时虽没被译完出版，但却为当时新诗创作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料。对此，袁可嘉先生曾多次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对比当时美国左翼理论家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袁先生认为“在英国，最成功的社会学派的批评家是考德威尔，他所著的《幻想与真实》的确很有些独到的精辟见解。”对于唯物辩证法与文学的关系，袁先生再次提到此书，认为“表现同一种文学见解的《幻想与真实》就使人心服得多，他虽然还不免有拉扯不清的地方，但整个说来，它的完整精辟是这类书中难得见到的。”如此看来，考德威尔对于袁可嘉先生而言，确实为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提供了难得的理论视角。
其实，奥登一代诗人的诗论最早进入中国的是斯蒂芬·斯彭德。1937年6月，傅东华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一文中首次引用了斯彭德的诗论，以此批判左翼文学之外的那些缺乏“时代信念”的第三类人。“其次要讲到五年来中国文坛的第二主潮。但在讲到这第二主潮所由构成的一段历史之前，请许我抄引英国批评家和诗人施本德（S．Spender）的几句话，因为这几句话不啻就是关于我们这第二主潮的由来的一部历史哲学。施本德说：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是和他所信的东西有关的，他所写的东西也包含着他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态度。……倘使那个作者的信念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之间有了冲突，于是，那个作者因对他的同代人起反动，他的本应积极的信念变成消极了。”
自此以后，斯彭德诗论翻译直到1944年遇到袁水拍先生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1944年10月10日，斯彭德先生的《反抗中的诗人》被他译介到《青年文艺（桂林）》新1卷第3期；1945年5月，《现代诗歌中的感性》一文被译介到《诗文学》丛刊第二辑。这一辑同时刊登了1946年出版的袁水拍先生的《诗与诗论》的出版预告。这个预告同样透露了现代诗坛对诗学理论需求如何的迫切。“这里收集了一些近代英美的诗论和诗歌，他们将帮助我们青年诗人解决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关于怎样写诗歌和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态度怎样和创作不可分开。”袁先生不仅通过翻译为当时新诗提供理论借鉴，而且利用斯彭德的“现代诗歌的感性”理论对臧克家所提出的新诗须注重“形式”与“内容”相融合的诗论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他自己的诗论主张。他说，“如果我们说诗歌的内容是重要的，技巧也是重要的，我们便应该更强调诗人必须对他的题材，对他的同代人，首先要具备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过去的伟大艺术家的思想或世界观，虽则远没有发展到和近代新哲学家一样，可是由于他具备这样一个富于同情心，把全人类的苦痛当做自己的痛苦的那种态度，所以他的作品至今还能为人传颂。”（179）很显然，面对战争的灾难，现实的残酷，诗人对生活的热烈关怀就是袁水拍接受斯彭德所说“现代诗歌的感性”。
袁水拍之后，1947年7月1日，俞铭传还译过他的《一首诗的形成》，发表于《文学杂志（上海）》第2卷第2期。除此之外，九叶派所创办的《诗创造》也成为斯彭德诗论传播的阵地，对他们的诗歌理论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1948年4月，《诗创造》第10期“翻译专号”上刊发了陈敬容翻译的《近年英国诗一瞥》与岑鄂之翻译的《T.S.艾略忒的“四個四重奏”》两篇文章；其次，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诗论专号”刊发了李旦翻译《史彭德論奥登與“三十年代”詩人》一文。
文章虽然不多，但所辟两个专号来看，《诗创造》一方面注重引进英美最新诗论，用以指导新诗创作；另一方面在此影响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现代新诗理论。其中袁可嘉先生可谓最典型。在《论新诗现代化》一文中，他认为“继艾略特之后，奥登，史本特诸人对现代人生，当前社会展开正面的猛烈攻击；他们似乎比较宽恕个人的罪过，而集中抨击社会制度本身及因而产生的种种畸形病态；自嘲的成分逐渐减少，悲愤情绪代之而起取得主导的地位。”这是英诗现代性的情绪内涵，而“从分析到综合；不论是讥嘲或咒骂，都从个人自觉意识取得起点；不论皈依宗教或鼓吹革命，都以理想社会的出现为其归宿”则是现代诗歌发展的主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