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儒家和道家的经济思想都是来源于周易的天道合一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我们必须要遵循规律办事。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财政理论体系，但是对于当时国家的治理也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春秋战国时期伦理本位制
这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所倡导的无为论中可以看出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遵循自然规律办事，无需人为干预，这也正是西方财政思想中的主要经济自由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是相吻合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偏重农业的理论依据。同时他还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按规律办事，政府不能随意更改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一思想也备受布什总统的喜爱，在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运用了这一原理。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说过“天不言，天不语，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这揭示了让我们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尊重规律，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要求我们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需要国家过度干预。在国家治理层面，孔子在其著作《论语》中记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中可以看出国富和民富之间的关系，要想国富必须保证民先富，让人民去谋求自身有利的东西后为自己赚取钱财，这样在老百姓富裕的过程中国家还可以征收税收，这样国家进一步就富裕了。从国富和民富的关系上还可以看出拉夫尔曲线的作用，国家政府不需要过度干预税率的制定，要想达到收入的最大化，可以让民先富，之后国富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孟子见梁惠王时曾提出什一税，这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制度也可以看出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要本着民富的思想，即国家不需要过度干预经济的发展。只有做到先减税，让老百姓的负担减轻，老百姓手中财富增加之后再增加人口，提高教育水平，这样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必然会发展。《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看到的是利益，而作为普通老百姓就是要为自身的利益谋取福利，因此政府也无需过度干预，只要做好市场监管反垄断。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仅仅是关注经济的发展而没有重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派系，提出要以法治国，高度重视国家和社会的法制建设，将法律视为一种强制性的手段，从而有利于统治者运用法律的威力去治理国家，这也是当时中央集权者为维稳社会动荡所采用的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法家代表者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的财政政策，主张按土地好坏征收差额赋税，不要征收同等的赋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防止农民相率逃亡。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如轻税、食盐专卖、铁矿合营等等。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的主张，即摧毁旧封建主的土地世袭占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并按田亩征收赋税。这种主张反映了封建财政由过去的地方割据财政改革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财政的要求。在战国时期国家鼓励自由贸易，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家治理中政府主要是减少干预，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在处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过程中，要重视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会富裕。
（二）汉朝德法并治的国家治理体系
从西汉初期的汉高祖开始采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到汉武帝时期都在延续和发展。桑弘羊是西汉武帝的著名理财家，他任职期间大力倡导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满足国家的和社会的需求，主张发展工商业，抑制农业的发展。当时为了巩固国家的财力，提出了“利归于上”的盐铁酒专卖思想来巩固中央政府的财力。同时还提出“平万物而便百姓”的均衡平准思想来体现财政对市场的间接干预的作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他还统一货币，首次以财产为税基为当时的财政收入拓宽途径。这在当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缺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进一步扩张都起到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在当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汉朝桓宽著的《盐铁论》中将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一些财政理财的思想之间的争论进行了相关的记载。桑弘羊主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认为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要采取经济干预的政策，因此对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还“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而贤良文学们站在中下阶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认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的主张会造成百姓生活更加困难，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从上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层次不高，但是发挥中央政府的集权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为了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政策也应及时调整。因此在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财政思想还是受到了肯定，也对后世财政改革过程中要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唐宋时期以理财为主的国家治理体系
唐朝的刘晏是当时著名的理财家，在安史之乱后，他的“以人为本”和“爱民为先”是其理论的基础思想。他的财政思想主要有对于民之所急的应该予以征税，这样可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有稳定的来源，同时他认为发展生产力，确保人民的安定生活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源，反对重税，在培养民力的同时还要利用一般商业的经营，这样可以开辟国家的财源。在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刘晏的财政思想对于当时的国家财源稳定，国家平稳度过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对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他虽然没有着重提出财政税收政策，他认为财政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费出之无节”，更为重要的是“失所以生财之道也”，因此，他确定了自己的理财观，亦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成为他进行经济改革思想的核心。王安石的理财观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生财、聚财和用财,这里重要的是生财。所谓生财，就是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各种资源来发展生产，创造更多财富，在此基础上改善财政状况、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主要认为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应该是通过扩大社会的生产能力，而不能牺牲百姓的幸福为代价，即“不加赋而国用足”。因此通过预算来约束政策的财政收支是其提出的比较重要的财政思想；二是减少官员和士兵的数量，从而节约各种费用。这对于当时“量入为出”的经济思想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没能取得胜利，但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