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西方列强利用炮艇外交强加于中国的产物。1842年8月中英签订的第一上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就规定有允许英国人在所辟五口“寄居”并“贸易通商”。其后，为进一步细化、落实外国人到中国居住租地、建屋等事宜，在1843年10中英又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与列强各国签订《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列强在中国各口岸开辟租界的地点不断增加，从沿海走向沿江等内陆地区，面积不断扩大，对租界的管理等控制力不断增强。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各通商口岸，先后共开辟了近30个租界。这一开辟租界的过程始自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终结于义和团运动后的1902年，前后长达60年。这一阶段，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租界是在西方列强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时产生的。对外国列强来说，能全部控制一个被征服的弱国、使其成为殖民地，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如西方势力扩张到非洲、印度、东南亚一带时的所做所为。而如果一时力有未逮，不能全部控制这个国家，但为了其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实现，则必须控制其交通要道通商口岸等，就是在部分地点建立“国中之国”的租界。因此，租界这种一国在另一国的领土上以武力威慑而强行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特殊政治形式，就只有在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出现。
19世纪中、后期，租界出现在了东方的中国、日本、朝鲜等国。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力量拒西方侵略势力于国门之外，而西方国家也没有绝对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把这些国家改变为其殖民地。特别是中国这个古老落后而幅员辽阔的大国，“英法联军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赢许多战争，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巩固胜利，或永久性地占领一座城市，更别说去占领大片领土。”处于这种态势下，外来侵略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这些国家对外通商口岸的一隅之地建立由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如果这些被侵略的国家具有完全驱逐外来侵略的力量，或是外来侵略者能鲸吞它们的全境，租界就不会成为当时历史的选择。当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或国际形势有所改变，这种态势也必将改变。比如，中国长期维持这种屈辱的国际地位，因而列强得以不断地在中国增辟、扩展租界，并出现公共租界，这就是因为中国长期积弱不振。而中国又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外国列强欲全面控制中国，一时难以措手。但日本就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跃而可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因而即于19世纪末叶收回西人在日本的全部“居留地”，朝鲜则在20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可见，只有在半殖民地国家中租界才能畸形发展。反之，若国家强盛，租界自然没有生根、蔓延的土壤，而如软弱至无以自存，则会被全部吞并为殖民地，也不会出现租界这样畸形的侵略形式。
因此，近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租界，就是国家积贫积弱时，外国侵略者为掠夺中国，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道枷锁。这样的历史事实是无可辩解的，也是不容篡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