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直言“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并认为庄子之旨在于“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就其言观之，西汉思想界儒道之间似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道”是先秦道家阐发其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观的理论基础，相应地，“仁”是儒家理论的立论依据，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决定儒道两家的相对态势。
“道”与“仁”之辩首出于老子《道德经》，通行版《道德经》第十八章中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纷乱，有忠臣”，与第十九章“绝圣去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常被后世学者视作“道德”与“仁义”互相对立的直接证据，这两章的确表达了“大道”与“仁义”之间此殁彼彰的矛盾关系，正是“道”之不存，六亲不和，国之昏乱之时，才能见得所谓“仁义”、“孝慈”、“忠信”之属；同时，儒家所倡导的忠、信、礼、智等伦理价值也只有在被摒弃之后才能使民归“朴”，见得“大道”。老子肯定“绝仁弃义”，才能使民复归于自然而不矫作的孝慈，“绝巧弃智”，才能使民还反于不用法而无盗贼的清净。在此，“绝”和“弃”等否定性语言，的确表达了对于“仁”“义”“忠”“信”等观念的掷弃，但通观《道德经》全书，可发现老子常用的“不”、“无”、“弗”、“绝”、“弃”等消解性词语，主要是为了打破“有”的枷锁而引向一个更高的形上本体，即“无”，此处的“绝”和“弃”也并非是要表达对于“仁”“义”“忠”“信”等价值的彻底决裂，陈鼓应先生在谈《道德经》时，也提到“一般人只注意到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反对的并非仁义本身，而是被统治者形式化并成为其道德工具，事实上老子也重‘仁’，《老子》八章即云‘与善仁’可见人际关系老子最重仁爱”。所以老子在此是在提示不打破“仁”“义”“忠”“孝”等桎梏，不抛弃智巧狡诈等机械之心不得反归于其宗的道理，而“仁”“义”等观念之所以是一种桎梏，需要被打破，乃在于由道家看来，“仁”和“义”等道德观念仅仅是一曲一偏的“有”，不能见得人性之大全，且拘泥于仁、义之行，往往带有人为之刻意，《庄子·徐无鬼》篇中有“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郭象就此有注曰“民将以伪继之耳，未肯为真也”，“仁义有形，固伪形必作”，成玄英有疏曰“仁义迹显，物皆丧真，故近伪本也”，“仁义二涂，并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后形必造”，也就是“仁”、“义”之“名”必以有形之“迹”为依托，而一旦落于有形，且以此为嘉名，则必不免于刻意求之的矫饰伪作，“仁义”失去了其本真之质，并非是自然德性之显，因而也蒙蔽了非“虚一”不能致的真朴人性。《庄子·天道》篇中老聃与孔子的对话中，也透露了道家庄子一系对于儒门仁义的看法
“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夫！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遁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此处，作者借老聃之口批评了孔子的仁义之说，认为其是乱人性之辞，所谓兼爱无私，虽是慈爱平等，兼济无私，但却是欲以人情之理介入万物之中，是发自于“有我”的伦理意义上的平等，而道家认为天地日月星辰等世间之物皆有其常序，无须以仁义之名扰其秩序，世间自有无须人为的兼爱之乐。就此而言，“仁”“义”之求虽在于求得以忠诚之心，愿万物安得其乐，持守慈爱平等，以无私之心兼爱生命，使人和物各得其所宜的理想社会，但其究竟是有为而致者，是因循“仁义”之名迹而致者，不及于“道”自然而成的常序，故老子要求孔子只需放任己德而逍遥行世，依顺天道而趋步人间即可，无须劝勉用力于仁义，由此可见“仁”在道家视域中，乃是需要被打破的藩篱，不执着于仁义之形名才能上反之于“道”。
此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中提出了“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这句话中，老子将“仁”、“义”看做是失却“道”与“德”后所流溢的社会价值，并将“礼”作为祸乱之首加以批判。“仁”“义”等伦理规范是在自然无伪的社会平衡状态被打破以后的生存要求，道行其间，人皆秉自然之德的至世，在老子看来，无疑是远远高于以仁义为标榜的道德世界的，当然更高于仅以“礼”之规范来约束和矫正人之行为的乱世。由此，道、德、仁、义、礼构成了一个递阶向下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的“道”与“仁”的相绌和对立，毋宁说更是一种优劣高低的价值次序。这样的等级序列在后世道家文献中也多有提及，如《庄子·天道》中“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蓄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此处庄子明确将仁义次列于道德之下，刑名、是非之属更列其下，《文子·上仁》篇中也有“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深行之则厚得福，浅行之则薄得福，尽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德厚者大，德薄者小”，对道德、仁义、礼智做了德之厚薄深浅之分，并在范围上排列了此六者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的强弱。
由上可以看出，道家与儒家都期待于一个秩序井然，人与物各得其宜的理想社会，但以仁义之心臻于斯与以自然无为之心臻于斯却是不同的，在道家看来，仁义礼智规范下的社会与自然和谐的道德之世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