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东北的关内人民构成丰富，他们前往东北的目的多种多样，在东北的生活状况也是各不相同。由此产生的各种移民活动对东北地区的地方经济以及自然环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关内移民群体的构成
1、被生活所迫移民
在关内流民中，“移往东三省之人口，80%为山东人，次之为河北及河南人。”他们大多是因东北地区“因土地富饶，冀、鲁、豫、晋诸省人民，多自动移往垦殖，尤以山东人为最，最近豫省灾民移住者，约有四五万之谱”，但“与冀鲁诸省相较，仍为少数”。或是因“直鲁一带，频年战争，又加以匪患与天灾，沂、费、曹、兖、大名等地居民，有田不得耕，有房不得住，相率出关以求生路者，一年比一年增加”。由此可见，移居东北的关内穷苦流民占了多数。
前往关东闯荡的山东人乡土观念浓重，仍然与家乡亲眷、邻居、友人保持着社会联系，因此使得更多的省内破产农民得到关外的消息，前往关外寻找亲友，谋求生路。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回忆道：“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因为当时去东北需要有保人，无亲无故是不行的，再加上我父亲后来成了领班的，有点影响，所以都去找他。”于关东谋生的山东移民多是寻着先前“闯关东”的亲友而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谚语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2.被东北商机吸引而来的鲁商
鲁商至东北经商起于明末清初之时，而随着近代兴起“闯关东”的移民热潮，前往东北的鲁商更是纷至沓来，其中尤以黄县商人为主，与明清时期多为行商的情况不同，移民大潮下的鲁商大多选择了定居东北。据《奉天通志》载，“自乾隆六十年（1795）至民国十二年（1923）百余年中，黄县人在奉天城各街以天、吉、兴、洪、裕五字为商号字头，共开设主、分号十六处。”且“在控制城市的公议会（商会之雏形）中，鲁商权利很大。大连的公议会成立于1901年，1904年会员30人，鲁商占16人，总理刘北伊为烟台人，资产10万。”除实力强劲的商人之外，鲁商中的诸多小商贩也随着“闯关东”的移民浪潮来到东北经商，“相传大约在嘉庆十年（1805年）左右，山东黄县田保辉兄弟六人在祖父和父亲的带领下，辗转来到哈尔滨，开设了当地第一家烧锅。经过苦心经营，田家烧锅远近闻名。”可见在关内移民浪潮中，除为生活所迫而移民的关内农民，也有不少鲁商抓住商机，移民东北，进行商业贸易与生产发展，并在此立足。
（二）关内移民在东北的生活
1、土地开垦与耕种
关内移民迁入东北地区，起到了开荒实边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东北地区耕地开垦数量，据记载：“新设府州县，向无原额，俱系新垦荒地。”，“辽东招民开垦令”颁布之前，奉天地区的民田基本上是没有的。而清廷实行招民开垦的积极政策后，在人口增长与耕地增加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东北地区原本荒芜面貌得到了改善。据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盛京地区的民地总共25，243顷21亩。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盛京地区的民地总数增加至27，525顷27亩。”“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盛京地区的民田已经增加到2，285，716亩。”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盛京地区的民地总计1，967，486亩。”民国时期政府对关内人民前往东北地区开垦谋生的行为持支持和鼓励态度，并通过各种渠道支援和帮助关内移民前往东北地区以及关内移民在东北地区的生产生活。两省又颁布鼓励垦荒的积极政策，使吉林、黑龙江两省的耕地也得到了大幅度开垦。经过数年放垦，“至“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各县的土地、人口均有增加。”如，桦川县一带“户口蕃臻，辟过半”，“地方安谧，垦户云集，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在东北的关内移民不仅通过勤劳开垦使耕地面积迅速增长，还从关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以及新的农产品品种。清末时期，关内的休耕轮作法，施肥耕种方法在东北地区已经普遍使用，在奉天省“其施用肥料者亦以猪粪土粪羊粪为最多，其施用分量因地方及土地之肥瘠而有不同。”除耕作方法外，关内移民迁入东北之后，还将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方式带到了东北。比如，“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铁犁、磨盘、锄头就是由关内移民带入东北的，这直接提高了东北地区农业的生产力。”
2、轻工业的创建与物产资源的利用
由于关内移民的不断开发，创造了大量剩余农副产品，这为东北地区的农产品加工行业提供了可能。“移民中间有很多能工巧匠，有的掌握木工、铁工、冶炼、修筑等技术；有的会纺纱、织布（土布）、缫丝、烧锅（制酒）、榨油、磨粉等，有利于东北地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东北地区的移民利用东北自身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轻工业，使东北地区的榨油业、酿酒业、制粉业逐步发展为近代东北工业的三大支柱。营口是机器榨油业的发祥地，油坊设立于营口，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当时只有泰德、同兴宏两家。“甲午战争前后，油坊数已达30家，”其后大连、哈尔滨等地区的榨油业也相继发展，“油房以业，几于东三省遍地皆是，成为一种普通之工业，发展为之一大工业。”据满铁统计，“1927年时，东三省的大油坊即达447家。”机器面粉厂出现于清末，并在民国时期完全代替了采用人力畜力加工粮食作物的手工磨坊。在有关制粉业的记载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奉天、吉林的41城及其附近，有磨坊1,008家。”“1923年，东北地区面粉厂有48家，其中哈尔滨已增加到24家，中东铁路沿线有13家，南满地区11家，比1919前增加了3倍。”时哈尔滨已“与上海并称为我国两大面粉业中心”。剩余粮食的增多，同时促进了东北酿酒业的发展，“垦殖地域究至何时期，始有此烧锅，虽不可知，然必为开垦成功，农产物过剩，而后有此加工品之产生。”“1912至1913年，奉天省境内的烧锅由110家增加到133家，职工人数由2953人增加至3184人；吉林省的烧锅由101家增加到211家，职工人数由1926人增加至3698人；黑龙江省的烧锅则由79家增至90家。除以上三项支柱产业外，东北地区的矿产开发、蜡烛制造、火柴、纺织等产业也日益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柞蚕丝工业。柞蚕丝工业是随着山东移民迁入而进入东北地区的。大公报中记载：“奉省自昔无所谓蚕利，前清嘉道年间有鲁人某流落与奉，窥见林木中有柞，遂仿照齐鲁间土人放蚕养柞办法，购办蚕子多种，按法试放，而生息之繁不减齐鲁，由是转相则效，渐次推广，竟开一亘古未有之绝大利源，浸淫至今日，益发达 。”除去对农产品的加工外，关内移民也通过各种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开发与利用。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人民在渔猎、农耕、游牧等生产方式上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东北出现了如采参、采东珠、捕貂、捕水獭等一系列行当，只是这些行当在清朝时多为官方垄断，不允许民间组织涉猎。但随着“闯关东”现象的兴起，关内移民越来越多的迁居东北地区，为了谋生，他们也开始涉险从事这些行当。柳条边外群山盛产人参，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与经济效益，这吸引着无数关内移民冒险私采。据记载：“凡走山者，山东、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也。每岁三、四月间，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而走山者益多，岁不下万余人。”可以看出，关内移民在东北已经聚集了大量人口，并以私垦、私伐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在东北封禁命令取消，关内移民大量迁居东北后更为严重。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人记载，“敦化县地方，二十年前为森林丛茂之地，开荒之后，渐次稀疏。”上述产业使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东北地区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