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春州建置过程
关于长春州的建城时间，《辽史》中有明确记载，重熙八年（1039）：“十一月己酉，城长春。”按春秋书法：“新建曰城，增修曰筑”来看，长春州在兴宗重熙八年建城无疑。但是在长春州建城之前，长春州是作为一个行政区划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长春州的建置和其建城在时间上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关于长春州是何时间设置的就会牵扯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长春宫”是否为“长春州”所记之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长春州的建置时间就要追溯到圣宗统和五年（987）“二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这是《辽史》中首次出现“长春宫”的记载。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一假设其实很难成立。整个《辽史》中关于“长春宫”共出现六次，分别是圣宗统和五年、统和七年（989）、统和十二年（994）、统和十三年（995）、统和十五年（997）及统和十七年（999）。从时间上来看，“长春宫”的记载均出现在圣宗统和年间，而且正直辽宋战争冲突期间（986-1004）。尤其是统和五年至统和七年，正是辽宋战争的紧张阶段，如果这时辽圣宗仍然率领文武百官去到距离前线遥远的长春州去捺钵，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在辽宋战争结束，二者恢复和平关系后，圣宗再未去到“长春宫”，《辽史》中也再没有出现过“长春宫”的记载。这说明，辽圣宗去不去到“长春宫”与辽宋关系和平与否息息相关。“长春宫”所在位置应在辽南京（今北京市）附近，“长春宫”并非位于辽上京道东北部的长春州。其二，统和七年圣宗第二次幸长春宫。“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贺。......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是日，幸长春宫。”元和殿位于辽南京无疑，而且乙卯日圣宗处理完政事，能于当天去到长春宫，说明长春宫就在辽南京附近。同年三月条记载：“是春，驻跸延芳淀”，延芳淀正是圣宗在辽南京道的春捺钵之所，“是春”更说明统和七年的一整个春季圣宗都在此地，没有离开过南京去到其它地区。其三，统和十二年、十三年及统和十五年圣宗三次来到长春宫。十二年：“春正月乙卯，幸延芳淀。” “三月戊午，幸南京。......任申，如长春宫观牡丹。”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庚午，如长春宫。”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二月丙申朔，如长春宫。”这三次来到长春宫有一个共同点，即当圣宗选择在南京延芳淀进行春捺钵时，就会在捺钵期间来到长春宫。如果“长春宫”是“长春州”之误，那么对为何圣宗会在春捺钵期间要在位于南京道的延芳淀和位于上京道东北部的长春州之间来回奔波，是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其四，通过圣宗在长春宫所进行的活动也能看出端倪。统和五年：“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徧赐群臣，欢宴累日。”统和十二年：“三月任申，如长春宫观牡丹。”两次如长春宫所赏之花为牡丹，且不说那时的长春州是否能够种植牡丹，就赏花这一行为本身来说就不符合辽帝在长春州进行春捺钵时的活动。众所周知，辽帝于长春州春捺钵时的活动为“捕鹅钩鱼”。因此，长春宫非长春州之误。长春州的建置时间应在圣宗统和五年（987）以后。
《辽史》中第一次出现长春州是在圣宗太平二年（1022），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此外，兴宗重熙七年（1038）：“二月庚午，如春州。”按傅乐焕先生考释，辽无春州，“春州”即“长春州”之简称。至此，长春州最迟在太平二年时就已经作为州一级行政区划而存在了。只是到了兴宗重熙八年（1039）才于长春州建城。
（二）长春州建城原因探究
建置初期的长春州可能只履行一般行政区划的职责，没有城郭也不会影响政策的实施和平时的管理。但是随着政治需要、民族关系等的变化，置州城成为必然趋势。
1.春捺钵地的变化。四时捺钵是辽代一项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制度，四时游幸，既保存了游牧民族骑马射猎的习俗也不会延误国家政事的处理。其中春捺钵，据统计辽朝九位皇帝，次数就多达166次。《辽史·营卫志》中对春捺钵也有着详细的记载：“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
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中将辽帝的春捺钵地归纳为如下情形：太祖“四季游猎，往来于四楼之间”；太宗时期主要为土河；世宗时由于在位时间较短，无可考；穆宗时期主要为潢河；景宗时期则无定所。圣宗后辽帝的春捺钵地又划分为：东北组，以混同江、鱼儿泊等地为主；西南组，以鸳鸯泊为主。“西南一组除圣宗前半因对宋交涉频繁，以及天祚帝被迫西幸，两时期数数莅临外，自圣宗后半，历兴道两朝，以讫天祚初期，百有余年，大半盘桓东北组中。”这种春捺钵地在地理位置上的变化，从史料记载来看，发生在辽圣宗太平二年。正是由于长春州附近水域成为春捺钵之所，而春捺钵期间除需要回到中京处理汉人事务的汉人官僚外，其它文武百官都扈从皇帝同去。为了接待庞大的捺钵队伍，所以在长春州置城成为必须。
2.民族关系的变化。唐朝的灭亡及蒙古高原回鹘政权的覆灭，为契丹兴起建国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使得辽朝周边民族勃兴，如党项、女真。加之，后来宋朝的建立，辽朝应处于一个多民族政权并存的时代。辽与周边关系的轻重缓急也影响着辽朝的政治走向和地方建置。
北宋960年建立政权，到1127年为金所灭共历时167年。与政权存在209（916年-1125年）年之久的辽朝共存了165年。因此辽宋两国的往来关系，在辽与诸民族的关系中也是最重要的。北宋政权建立时正值辽穆宗（在位时期951-969）统治晚期，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统一领土策略，所以终穆宗一朝二者相安无事。至辽景宗（969-982）末期，979年北宋灭掉北汉后，企图乘胜夺回幽云之地，双方爆发高粱河之战。此时辽宋关系开始针锋相对，景宗两次挥师南伐。辽圣宗统和初年至统和二十二年（1004）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一直处于交战互有胜负的战争状态。澶渊之盟签订后，两国之间虽偶尔仍有摩擦，但总体上取得了百余年的和平场面。南部边境地区的稳定，就为辽朝开发其它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辽兴宗初期是辽朝与周边关系较复杂时期。首先圣宗末年，给兴宗朝留下了一个隐患。即太平九年（1029）年大延琳据渤海而叛，《辽史》记载：“八月己丑，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囚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勋……延琳遂僭位，号其国为兴辽，年为天庆。……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高丽亦稽其贡。”虽然大延琳的这次叛乱很快就被平息，太平十年（1030）：“八月丙午，东京贼将杨祥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擒延琳，渤海平。”但是仍然使辽朝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去世，兴宗继位。随即就对当时“皆从延琳”的女直进行了处理，景福元年：“六月辛丑，皇太后赐驸马萧俎不里、萧匹敌死，围场都太师女直著骨里、右祗侯郎君详稳萧延留等七人皆弃市，籍其家，……。”在之后的几年里，虽然女直又恢复了对辽朝的入贡，辽与女真之间也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是女真势力开始崛起，双方的关系开始紧张。其次，此时位于辽西部边境的党项势力壮大。《辽史》记载：“统和四年二月癸卯，西夏李继迁叛宋来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夏州诸军事。”这是辽与时为夏州党项往来关系的开始，终圣宗一朝，党项一直称臣于辽。至辽兴宗时期西夏开始试图摆脱辽朝的羁绊，先是重熙七年（1038），李元昊建国号大夏，并称帝史称西夏；再是嫁与李元昊的兴平公主生前与元昊不睦，又于当年身亡。《辽史》记载：“重熙七年夏四月己巳，以兴平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夏国王李元昊，公主生与元昊不睦，没，诘其故。两国关系进入敌对状态，重熙十三年（1044）《辽史》记载：“夏四月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项等部叛附西夏国。丙辰，西南面招讨使都监罗汉奴、详稳鲁母等奏，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实威塞州户。”至“五月壬戌朔，罗汉奴奏所发部兵与党项战不利，……。”国进入战争状态。从重熙十三年（1044）至重熙十九年（1050）西夏对辽再次恢复臣属关系，两国战争时期共持续了六年时间。正是为了应对李元昊建国以及预料到这一系列战争可能爆发的可能。在权衡利弊后，兴宗首先解决西部边境问题，并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于是在重熙八年（1039）辽东北地区的长春州建立州城。为的是巩固好东北地区边境的安宁，解决后顾之忧，更好的应对西夏。而如此做的必要性仅仅在建立长春州的第二年，就得到了证实。《辽史》记载重熙九年（1040）：“十一月甲子，女直侵边，发黄龙府铁骊军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