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是在怎样的时代境遇之下进入五四新文化建构体系以及冰心的文学创作中的？茅盾曾在《冰心论》中说道：“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这段文字说明，冰心对基督教文化的选择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体验，二是外在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
冰心早年的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为她提供了与基督教结缘的内在契机。冰心出生于基督教文化氛围相对浓厚的福建省，大家庭中的二伯父和舅舅都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且对其成长有深刻的影响。从受教育背景来看，她曾进入美国卫理公会的贝满女中读书，系统学习《圣经》，后考入教会学校协和女大，在这里她受洗入教，最后去往美国的教会学校威尔斯利大学留学深造，她的人生经历中有着鲜明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正是这种融入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的基督教教育历程，使得冰心与五四同时代作家相比，多了一份源自精神深处的感悟与信仰。她说：“十字架是不容怀疑，不能怀疑的”（《十字架的园里》）；决心背起“光明的十字架”（《春水二六》）做爱的福音的“使者”（《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恰好，冰心的基督教文化情结的“种子”遇到了“适宜”的“土壤”——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本质就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伦理遭到质疑、意欲推翻，而“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尚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新的伦理规范，这种解构与建构之间的亏空，需要一种外来的、相对成熟且易于普及与宣传的文化与伦理资源来推动。什么是有效的载体呢？一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以平等与普及为目的白话文运动；二是倚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与提升，因此尼采的个人主义、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等各种主义粉墨登场；三是民族救亡图存为己任，倡导启蒙者、革命者的牺牲救赎精神。
基督教文化以其向上信仰、人格道德与博爱精神、牺牲救赎等内涵几乎涵盖了“五四”时期对于国民伦理价值塑造的三大载体与诉求，因而迅速参与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之中，五四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基于社会伦理价值的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的创作动机，冰心将思想资源聚焦基督教文化，正如茅盾所说，冰心走向“爱的哲学”的起点，是对现实的注视。这从她创作题材的转变可以看出。冰心早期创作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随后发表《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凭借早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她已经在文坛名声鹊起，但是经历了“五四”落潮后的冰心，面对现实生活所普遍存在的不幸，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生存的信念呢？冰心深刻地意识到唯有源自精神意念中的“万全的爱”才可以“抵抗虚无主义”、“解决生死问题”、“反抗人间不幸”。
由此可见，19世纪20年代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新文化建构以及文学创作变革是以一种爱的伦理和献身精神被接受和阐释，又以牺牲和求真的精神来倡导反帝反封建，以博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倡导消除社会罪恶，将对人类的大爱寄予个人的完善中，拯救社会，改造社会。概括而言，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契合：一是基于伦理道德的接受与认可；二是基于崇高人格培养的共识；三是基于启蒙救赎、社会革新的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