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就本质而言是世俗性的，同时也是超验性的。五四新文化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汲取了基督教积极救世和人格塑造的宗教理想，但却忽略或者说摈弃了基督教文化对于神性的、形而上终极性的思索这一本质性问题。这也是基督教进入五四新文化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一问题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西方基督教内部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内在纷争，同时也是基督教文化进入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界在“本土化”与“变革性”的策略矛盾。
基督教文化参与到五四新文化的建构，这种变革与迂回从表面看来是温和而和谐的，但就精神内质来说却是激烈而冲突的，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世俗性与超验性的问题；二是“启蒙者”的指向是谁；三是神格与人格的内在关系问题。共鸣与分歧之间，显现与隐藏之间，关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现实诉求与终极思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内在博弈与平衡。
尽管，冰心在基督教文化精神资源的创作动机、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使用了世俗化的、人格化的“上帝”形象，但是有两点本质性的指向是不容回避且深植思想内部的：一是基督教文化本身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二是冰心创作的表达思想内蕴源于基督教，也就决定了她对神性、终极性的执着表达。
冰心是受五四时代精神感召的一代文学青年，同时她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冰心的“爱的哲学”，在话语层面冰心彰显了什么？而在思想内质方面，她又潜藏了什么？在冰心的创作中，基督教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借鉴与疏离表现得更为深刻与激烈。
基督教文化进入五四新文化建构，从世俗性的角度，从伦理道德接受的立场，基督教都获得了内在的发展环境和时代契机，但是一旦开始挺进到基督教的终极追求与神性表达领域，中国“无神论”的文化传统，儒、释、道的思维范式在面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上的先天性障碍，都使得中国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环境不具有双面性的融合特质。
冰心试图以“救世”的现实目的、“世俗性”的外在形式将基督教文化融入文学创作，但文本思想的指向却是对“终极性”的探索。
她推崇“爱”引导下的乐观与光明，而不是“革命”摧毁下的残酷与决绝。冰心关注血和泪的人生，但她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革命与暴力，而在于思想与价值观念的革新，要以崇高温柔的爱来抚慰和消除人生的苦难与社会的悲哀。这一解决方案已经不再囿于民族、国家、种族以及阶级与伦理的视域，而是基于终极性“真理”的追问与探寻，是基于基督教文化信仰出发的内在化用。就这一点来说，这是冰心对五四新文学的超越与创新之处，但也隐含了冰心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内在罅隙。
在《晚祷·二》中，她希望处于历史交替期的精神苦闷、内心彷徨的青年以“爱”的信心与博大来抗击现实的残酷，“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酣的向前走”。”爱”就是内心的“光明”，“爱”也是行动的指引，在造物主“威权的边际”和“慈爱的埃涯”中，“销沉也好，晦冥也好，我只仰望这点点的光明”。困顿于现实生活中的冰心，在基督教文化中寻找到了希望与光明，但又跳出了社会实际问题的层次，以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与终极思考寻求解决的根本途径，这正是基督教的“超越性”带给冰心的独特性。
这种从思想内蕴深处生发的基督教文化也直接影响了冰心创作的个人风格，与五四新文化中很多作家或悲愤、或激烈的文风色彩相比，冰心多了一份来自终极信仰追求的温柔敦厚之气，即从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价值取向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从终极关怀的思想意识层面切入，宣扬无差别的基督教之爱，博爱精神、牺牲精神以及宽恕意识，从而显示出了独特的温柔体恤基调和风格。
此外，从文学形象来看，冰心的“爱的哲学”虽然以母爱、自然爱、儿童爱等世俗形象加以展现，但思想内蕴却指向基督教文化本身，意象本身是世俗的所指，但也是超验的能指。
冰心诗歌的中心是母爱。她笔下的母亲是超越生死，超越别离的“完全之爱”。“母亲呵！/这零碎的篇儿，……在没有我以前，/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母亲，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的灵魂的安顿。”母亲，是灵魂的归处。由此可以看出，冰心话语中的母亲，不是人间母亲，而是神圣的母亲，她是上帝，是基督，是弥赛亚。母亲，是冰心爱的哲学中上帝的隐喻，上帝的形象寄托，爱是上帝，上帝是爱。
冰心的母爱主题具有双向性：即兼具人性与神性，世俗性与超验性。她将母爱进行了神性的升华，以博爱、宽恕的主题加以升华表现，挖掘出母爱所蕴含的深刻宗教精神以及生命哲学。同时，她也在表达思想精神的神性时，以母爱的普世价值与人生情感将神性给以世俗化的亲切表达，神性莅临人间无处不在。“人世间一切美妙无私的爱，包括母爱在内，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