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运动的兴起，激发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力，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以满族作家老舍、满族诗人金剑啸、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白族诗人赵式铭、藏族诗人格达活佛、蒙古族诗人纳.赛朝克图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群体，他们同汉族诗人一道，集结于抗日救亡的战旗之下，为抗战文艺谱写出许多不朽的诗篇。
这些少数民族诗人来自不同的族群，成长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因此其诗歌创作都带有各自民族独有的地域特色、叙述风格和文化印记，在诗歌表达上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展现着原乡故土的回忆。蒙古族诗人牛汉《鄂尔多斯草原》中的牧歌草原、《北中国歌》里的塞北沙漠，纳西族诗人李寒谷的《丽江吟》，满族诗人金剑啸的《兴安岭风雪》，毫无例外都是以各自故乡为创作主体。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所独有的宗教习俗、谚语典故也在诗人的诗里被大量运用，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有一首诗叫《关于诗人的对句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辛勤的劳动永远是创作随身的伴侣，灵感是赛乃姆，你便做追求她的艾里甫”，诗句中的“艾里甫”、“赛乃姆”是维吾尔族古代爱情传说里的男女主人公。蒙古族诗人牛汉的早期诗作《西中国的长剑》，字里行间透露了民族宗教的讯息。“他们是爱武的民族,/骑上骆驼，/迎着扑面的风沙，/ 舞起迸发的长剑，/去追踪当年，/默罕默德不朽的灵魂/”，“呵，你们——/可任情而骄矜地/站在世界最高原/掀开粗野的喉咙/朗诵着《可兰经》的和平章”。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充满鲜活民族特色和异域风格的作品赋予少数民族抗战诗歌独有的风貌，使其呈现出有别于汉族诗人创作的艺术特色。
总体而言，少数民数抗战诗歌的主题表达集中表现为两大类别：对侵略者暴行的深刻揭露；揭露日军泯灭人性的屠杀与暴行是抗战诗歌表现最多的主题。穆塔里甫的长诗《爱与恨》就真实的再现了暴行与屠杀，刻画出鬼影重重的人间地狱。“不可胜数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座山丘/村里村外遍地是血/汇成了一条条血的河流/黑夜已经深透。”老舍写于1939年的长篇叙事诗《剑北篇》也同样描绘了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城市化为一片废墟。“血与火造成了鬼境/微风吹布着屠杀的血腥/焦树残垣倚着月明！/鬼手布置下这地域的外景，/也只有魔鬼管烧杀唤作和平！”。《潼关》一篇，老舍以写实的笔触再现了日军大轰炸后的重庆。“看，十万人家瓦砾纵横,/不断的炮火把桥梁街道扫平”。对战斗英雄的讴歌礼敬；时代需要英雄，颂扬壮举、赞美英雄同样是少数民族抗战诗歌集中表现的主题。满族诗人金剑啸最负盛名的叙事长诗《风雪兴安岭》讲述了一群年轻的抗联战士浴血疆场的故事。“死与死的厮拼，/刀与刀的相啃，/肉与肉的残杀，/声与声的相混”，“伙伴们去了又回来，/将血剑换成黑的枪柄”。回族诗人沙蕾《在火药味中我们诞生》一诗也同样歌颂着英雄的诞生“汹涌的热血/奔腾的生命/投入反侵略斗争洪流”。身处绝境对希望的不放弃：抗战诗歌普遍存在着压抑与绝望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诗人却往往能够顺畅的将战争的阴霾和凄凉的气氛转换成昂扬的乐观和必胜的明朗。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有一首小诗《压在苦芭下的小草》，抒发了诗人对光明与希望的坚定“支离破碎的苦芭你身形虽然庞大，/但在世界上你已失去了作用。/我虽然弱小却是新的生命，/看吧，我将怎样穿透你的胸膛”。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雪》也有同样斗志昂扬的诗句：“耐过了严冬,/不就是春天？/穿过黑夜的暗网，/不就是黎明的微光，”也传达出一样坚定的信念。这样的诗作还有很多，老舍的《雪中行军》，一开篇：“银妆的世界/破碎的山河/流不尽的英雄血/ 向前/向前/今朝誓把倭寇灭”，奠定了悲壮激昂的格调，传达出中华儿女无惧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主义情怀以及必胜的决心与信心。
此外，还有一些创作主题主要表达对投降派尖锐的批判与指责；为苦难中国发出痛苦的哀鸣以及对光明未来矢志不渝的坚信。这些为民族危亡而呐喊的诗篇，在今天读来，仍如洪钟大吕，千古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