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里庞杂的引经据典和碎片化叙事把诗歌引向了无序，同时也为不同叙述空间的并置和融合提供了可能。以伦敦为主要叙述空间的叙事和突出“荒原”意象的标题形成了城市和荒野之间相互指涉、相互参照的空间张力，另一方面，多次出现的虚无之城（Unreal City）通过注解的形式“混合了艾略特的伦敦，波德莱尔的巴黎，但丁的地狱”。除此之外，反映激情泛滥而酿成悲剧的情欲典故、以及安全无害却仅剩肉欲的现代性爱在《荒原》中更迭出现、相互衬托，分别呈现为激情至上的情爱之城（the City of Eros）和仅剩肉体满足的肉欲之城（the City of Carnality）两种性爱叙事空间。
如同古希腊神话中兼具爱与性之意的厄洛斯（Eros），情爱之城的典故形象大多是灵肉合一的代表，而在“对弈”一章中船舱、礼堂甚至囚室等性爱空间里都充满了激情的流动。在莎翁戏剧的驳船上，盲目的爱火把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引向毁灭；在维吉尔史诗的恢宏礼堂上，迦太基女王狄多对注定要离开的埃尼阿斯迷恋不已，最终在情感的支配下选择殉情。另一方面，奥维德笔下的菲洛梅尔在施暴者面前迸发出另一种强烈的情感——悲愤——来对抗失控的肉欲。在“仿佛推窗可见的森林”里有一间林中囚室，遭到姐夫蒂留斯奸污的菲洛梅尔被割下舌头、常困于此，她得救后与姐姐一起杀了施暴者的孩子并诱骗父亲吃下儿子的尸体。这些暴行触怒众神，三人皆被变成飞鸟，他们的声声啼鸣传达着古希腊罗马人关于欲望的劝诫：过度的情欲是苦痛的滥觞。在古希腊有关性活动的伦理经验中，“快感与‘性活动’一起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统一体”，性行为本身不是罪恶、快感也应该得到合适的享用，过度才是性活动中不道德的主要形式。安东尼、狄多、蒂留斯乃至复仇的菲洛梅尔都是欲望和激情的囚徒，他们的悲剧突显了自我节制的必要性。
然而比起节欲的规劝，诗中强调的是情与欲的理想结合。借由情爱之城里激情迸发的场景，诗人不仅呈现了招致死亡的强暴行径或鲁莽行为，还呈现了在现代性爱中久违的情感的激流以及灵与肉的统一。《荒原》的现代性爱叙述空间里没有独断专行的神灵和突如其来的暴力，但是安全无害的性爱同时乏味无趣、徒留空虚。正如在“对弈”的现代卧室场景里，一对亲密的情人竟无法顺利进行对话。女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感受里，她一直在说话却没有真正推动对话进行，身旁好不容易开口搭话的男人也只能在她“你的脑袋都空空如也吗？”的几番责问下放弃沟通。与此情此景相似，“死者葬礼”一章中的风信子女郎与伴侣从花园中出来，湿发等细节暗示刚结束的亲密关系，然而男人“口不能言，目不可视，非生亦非死”，自顾自地迷失在虚妄之中。恋人絮语终不可闻，一切就已重归死寂。当情感被悬置，性便沦为杯水主义式的生理满足，于是薛维尼先生们频频光顾博尔特夫人们而绝不会像亚克托安一样只因看了一眼戴安娜女神的胴体就被施以极刑。薛维尼其实是艾略特早期一组讽刺诗中现代肉欲的化身，他还曾担心“薛维尼式的性欲勃发”会吓坏自己的母亲。通过两个典故，“艾略特不仅把亚克托安换成了薛维尼，还把戴安娜女神换成了老鸨”，情爱之城和肉欲之城合而为一又映衬彼此，犹如织锦中红蓝二色的丝线。
导致这种性活动差异的根源是把性实践构成为道德领域的两种方式的分歧。在古希腊，性爱主体的伦理性“由自然所属意的、并且通过自然而与一种强烈的快感结合起来的各种行为形成”，而且“自然向它们[各种行为]施加了一种总是易于过激和反叛的力量”，因此性爱主体的自觉节制尤为重要。现代的伦理主体则“由隐匿在内心奥秘之中的欲望领域”所定义，他们日益求助于“有关欲望和分析自我的程序的解释学”。一战的爆发缓解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性约束，人们不再严格遵循教会高度精细化的性行为规范——性爱领域内伦理主体被塑造的另一手段——而是愈加沉迷于对性、欲望和自我的探索，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在战后的风靡便是一例。不仅如此，现代文化也助长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主体身份观念。它鼓吹人“是从自身内部得到支撑的”、暗示人“能够独立于最初构建了他/她的人际对话网络”。凡此种种表明，肉欲之城里的现代人之所以会缺乏激情、无法沟通，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执着于某种固有的、本质主义的自我概念以至于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