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开元之治”进行描述的当属杜甫的《忆昔》。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开元末至天宝十三载（754），长期居住于长安、洛阳。他的《忆昔》（二）重点讲述安史之乱前后的盛衰骤变。其前半段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在杜甫看来，开元全盛日的主要表现，包括户口繁多，公私粮储充足；社会治安良好；手工业与商业繁荣，商贾往来车辆络绎不绝；人们安居乐业，和谐友善；没有社会动乱或者外敌入侵；礼乐文明与律令制度完善，堪比西汉盛世。概言之，就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社会关系和谐，天下安定，制度完善。在这其中，经济是重要指标。
元结与杜甫为同时代人，他也强调当时的经济盛况，曰：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
元结重点讲述公私粮储与土地耕垦两个方面，若加上杜甫所强调的人口数量，就构成农业社会至关重要的三大经济因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元结将开元、天宝并举，而杜甫只提到开元。那么，杜甫是在根本上不认同天宝属于盛世，还是出于其它原因而否定天宝？
答案应该是后者。至少就经济方面的三大因素而言，玄宗朝的最高峰出现在天宝时期，而非开元。《通典》记载道，天宝十四载（755），管户891万，口5292万，“此国家之极盛也”。并注曰，由于“浮浪日众”，盛唐实际人口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唐会要》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略有出入，曰天宝十三载，管户907万户，但是同样注云，“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也就是说，有唐一代，户口数在天宝末达到最高点。关于粮食储备，《通典》记载，天宝八载（749），“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又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经费之外，常积羡余”。这里的“五千余万”及其收支细目，就来自天宝七载至十四载的年度计帐。《资治通鉴》也明言，天宝八载，“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可见，财政收入与盈余状态在天宝后期一直保持富足状态。另外，关于耕地面积，杜佑估计，天宝十四载，在籍田约为六百二十余万顷。汪篯先生认为，若加上隐匿田亩，实际耕地面积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这些数据都是以天宝末为最盛。杜甫作为亲历者，不可能对此全无所知，他之所以单言“开元全盛日”，大概是出于对天宝骤变所产生的强烈哀痛，进而对天宝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采取模糊处理。这或许可以称作，以一朝之祸而否定整个时代的定位模式。
生活于德宗年间的杜佑、沈既济，与元结一样，也是把开元、天宝作为一个整体来赞誉的。沈既济在《词科论》中讲道：
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理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
在他们看来，整个玄宗时期，文臣武将都能够各尽其能，君臣同德，百姓富足，天下太平。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曾对太宗之世与玄宗之世进行过一个长时段的对比，曰“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於此矣。”白居易认为，唐太宗与唐玄宗的治绩，甚至要超越成康之治与文景之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拨天下之乱”，后者“致天下之肥”。所谓“拨乱”与“致肥”，可以认为就是“治世”与“盛世”的显著特征。
要言之，若以“致肥”的特性与社会繁荣的角度来判断，天宝时代无疑是符合“全盛日”的界定的。一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群臣奏请加尊号时，仍旧曰：
开元中，玄宗经始清宫，崇追玄祖，阐绎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余年。可见，唐人对于开元、天宝的整体肯定，几乎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杜甫对于天宝之盛的回避，直至晚唐也依然存在类似的观点。李庾在《两都赋》之《赋东都》中曰：
开元太平，海波不惊。乃驾神都，东人夸荣。时则辚辚其车，殷殷其徒。行者不赍，衣食委衢，……同轨同文，昼呼夜欢。李庾同样赞扬开元太平，但是避谈天宝。《旧唐书》也同样如此，其《玄宗本纪》史臣部分曰：
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抱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紘。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旧唐书》表示，开元太平“年逾三纪”，也就是说，“开元之治”涵盖整个开元时期，天宝时代被排除在外。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不仅对于天宝，甚至对于开元时期的部分时段也给予否定。柳芳与杜甫亦为同时代人，他在《食货论》中讲道：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自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宼，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己。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自后赋役顿重，豪猾兼并。柳芳的重点在于对财政使职的批判。他认为，宇文融、韦坚等这些“奸臣”，“利动明主”，促使玄宗在经济与军事等方面违背了开元初的“清静”政策，导致“客户倍于往时”，使职职侵有司等严重后果。这种看法其实是以政见的不同而否定一批人物或一个时代，即否定开元十四年张说罢相之后财政使职迅速兴起时的宰相政治。更重要的是，柳芳因为否定开元后半期至整个天宝时期，便认为姚崇、宋璟时期为玄宗朝最佳时期，即少有边事、“百姓富饶”的良好状态。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影响到后来姚、宋时代即“开元之治”的认识的形成。
开元九年（721），唐玄宗打算在蒲州营建中都，韩覃上表谏曰：
顷年已来，水旱不节，天下虚竭，兆庶困穷。户口逃散，流离艰苦，巩洛暴水，所丧尤多，江淮赤地，饥馁者众。加以东北有不宾之寇，西凉有丧失之军，干戈岁增，疆场骚动。可见，至少在国家富足、百姓安定、边境安宁这些方面，开元前期与盛唐的状态差距甚远。
柳芳之所以对财政使职如此强烈地批判，并否定张说之后的宰相政治，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玄宗本人出于推卸历史责任的说辞。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在幸蜀之后表示，安禄山乱起，“皆朕不明之过”，杨国忠“厚敛害时，已肆诸原野”。既然唐玄宗把杨国忠的“厚敛害时”，定为导致安禄山叛乱的原因之一，那么时人对于财政使职的批判可想而知。柳芳的《食货论》如果成于唐玄宗的这道制书之后，就有可能受到影响，政治舆论这种导向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到宪宗时期，这种倾向变得更加严重，以史才著称的刘轲指出当时状况：“属文驾说之士，每议及国朝相府间事，言贞观则房、魏，言开元则姚、宋”。他还表示疑惑：“自贞观数十岁至开元中间，岂无房、魏之相邪？自开元数十岁至于今中间，岂无姚、宋之相邪？”然而，他也没能扭转这种认知模式，而是总结出姚、宋二人的执政特点，言道：
姚之为相也，先有司，罢冗职，修旧法，百官各尽其才；……故曰姚善应变，所以成天下之务。宋之为相也，以弥纶为已任，亦以笔砚专随，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由是四十年间，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归有司，绮繻罗纨之家，请谒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开元、天宝之间，自幼迨强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闻钲鼓，目不识兵革。故玄宗无为，恭事玄默而已矣。刘轲的叙述，等于为柳芳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即由于姚崇、宋璟的执政，导致开天时期四十余年间出现了“治世”或“盛世”的景象。刘轲的疑惑提醒我们，开元、天宝之盛与它的源头或者真正缔造者之间出现了断层，逻辑上也存在矛盾。其干扰源大概就来自唐玄宗与柳芳等人的言论。而后人出于现实政治等因素，也一直持续着这样的言论。包括刘轲所处的客观环境也是如此。
刘轲此文为《再上崔相公书》，这里的崔相公即宰相崔群。当时，“宪宗急于荡寇，颇奖聚敛之臣”，度支使皇甫镈求为宰相，崔群强烈反对，曰：
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这大概是最早的“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的观点。崔群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皇甫镈为相，也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一种。他背后的主张是回归到姚、宋执政时期的“清净”政策，反对兴利与多起战事。故而把李林甫、宇文融、杨国忠等人与皇甫镈同归于奸臣、小人，统一批判。这种对历史人物或某个时代进行有目的地追溯性评判，不免歪曲或夸大的成分在内，但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
宪宗时期的开元初与天宝末对立的认识，到晚唐时，就进一步演变为“开元初”即“治世”的表述。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讲道：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郑綮认为，在姚崇、宋璟相继执政的开元六、七年，就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这应该就是后世把“开元之治”定位在姚崇、宋璟时期的直接来源。郑綮的言论后来被宋人王谠几乎完整地收入《唐语林》中，随后又被司马光所继承，变成广为人知的观点。他在《资治通鉴》中讲道：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可见，司马光融合了柳芳、刘轲、崔群、郑綮以及王谠等人的观点。而且经由他的定论，姚崇、宋璟便成为“开元之治”的代表人物，“开元之治”也被聚焦在开元前十年。此后清人的认识，也不过是承袭唐人的观点。
如前所述，开元前期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等方面并不符合“治世”标准，郑綮后面所罗列的“治世”表现，也并非开元前期的情景。其中“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是指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收回九曲部落的情形。“入河湟之赋税”，大概来自《东城老父传》。“左右藏库，财物山积”，是天宝七、八载之后的情形。“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也不出杜甫、元结所述开元、天宝时的盛况。“管户一千余万”，是杜佑对天宝末年户口的估计。“米一斗三四文”，乃是开元十三年（725）封禅之后一直持续的物价低廉状态。“丁壮之人，不识兵器”，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实行募兵制之后，百姓免去征战之苦才会出现的情形。“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是指开元末年社会治安良好，商业发达的状况。《南部新书》与《册府元龟》云：“开元二十八年（740），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这些情形归结起来，可以说，唐玄宗时期的整体繁荣，大致出现于开元后期至天宝末。而郑綮把它都归功于姚、宋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具体证据，显然属于聚焦错位。同样的逻辑性错误，也出现在杜佑的《通典》与《新唐书·食货志》中。
总而言之，自唐宋以来，时人对于“开元之治”的定位就存在三种不同的划分。一种是从客观标准来判断，把开元、天宝都归结于治世或盛世。以元结、沈既济、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唐武宗时也存在这样的认识。第二种，在内容上认同开元、天宝，但时间界定上却截止于开元末。以杜甫、李庾以及《旧唐书》的编纂者为代表。第三种，肯定开元初，否定开元中后期至天宝末的漫长时段，尤其是天宝末。以柳芳、刘轲、崔群、郑綮、王谠、司马光等为代表。其原因或出于政见不同，或特殊政治舆论为导向，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或是当前政策调整的需要，或囿于成论，或以史为鉴，最终延伸出姚、宋时期代表“开元之治”的主观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