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伊始，就选择了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即：从需求侧发力，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从中心城市向其他市、县、区、街道和农村延伸，不断扩大规模、提高覆盖面，重点解决城乡社区教育的有与无、多与少问题。
1986年，上海真如中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社区教育委员会。1987年，天津市河西区以中小学校外教育为主要内容，在区辖三个街道开展了社区教育试点试验。1988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社区教育试点工作。2000年，教育部首次批准了8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2008年，教育部确定了34个单位为全国教育示范区。正是通过这种“以点带面”、发挥典型示范效应的推进方法，使我国社区教育规模得以较快扩大。据统计，仅2013年，161个全国社区教育教育开展老年人教育培训约1728.1万人、外来务工人员培训约1477.9万人、青少年培训1400.1万人、农民培训944.6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培训234.8万人，社区教育覆盖率迅速提高。
截止2016年，全国共有国家级实验区228个、示范区122个，覆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除国家级实验区、示范区外，还有大量的省级、地市级、区县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而实验区、示范区只是社区教育中的少数典型，每一个实验区、示范区都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各层级社区教育实体机构。例如，2001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和宁波市鄞州区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社区教育实验区，率先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自此社区教育快速发展。2008年浙江省建立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全省11个设区市均建立了社区大学（城市大学），90个县（市区）全部建立县级社区学院，乡镇（街道）社区学校达1289所，村（社区）市民学校达17283所。截止2013年，浙江省共创建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20个，其中示范区11个，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43个，省级社区教育示范校54所，全省架构起了省、市、县区、镇街、村居五级社区教育网络，基本形成了以国家级和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为引领，以市、县社区学院为龙头，以镇街社区学校为骨干，辐射所有村居的社区教育网络。无需再多例证，仅庞大的实验区、示范区数量，就足以表征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巨。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我国社区教育在规模化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集中体现为：社区教育无特色、针对性不强，城乡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低等。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普遍存在对社区教育的认知偏差、社区教育的法律地位不明、无固定经费来源、专业队伍涣散匮乏等。正是由于社区教育的质量不高，导致了社区教育“听起来很好”“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陷于了“好看不好用”“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对任何教育而言，质量都是生命线。社区教育要走出发展困境，就不能基于传统的惯性思维，继续走“以规模求生存”的外延式发展老路，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在稳步扩大社区教育规模的同时，着力于质量提升，以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新供给激发新需求，实现社区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尤其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入了关键期，国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乡融合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教育治理现代化、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既给社区教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对社区教育寄予了更高的期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社区教育只有抓住机遇、战胜挑战，紧扣“提升质量”这个主题，才能不辱使命、行稳致远！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已经越来越关注社区教育的质量问题。例如，2014年以来，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开展了“社区教育满意度调查”“社区教育i-实验室大赛”“终身学习主题论坛”“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民族音乐走进乡村计划”等活动，以此为抓手，大力推动我国社区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质量即生命。社区教育要获得城乡居民的广泛认可，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坚定支持，就必须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尽快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