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
地缘政治的思想或许最早产生于中国的《管子》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提出了“地者政之本也”这一和地缘政治相关的最早想法。近现代以来，地缘政治理论被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的地缘政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国际政治权利与地理关系的认知，其观点根据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或者是“一种从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的研究及整体认识”。基于这些固有的判定，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者主要强调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领土资源的考察，从而考虑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理论传统：一是“国家有机体论”，二是“地缘二元论”。“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带来力量的膨胀，进而力量超出现有领土，就会向外扩张。国家的扩张需要疆域的扩张。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根据“陆权论”提出的所谓“生存空间论”，这一理论成为“纳粹地缘政治学”扩张理论的基础。而“地缘二元论”是指地球表面由陆地和海洋构成，国家之间利益的争夺和制约围绕着海权和陆权的竞争。代表理论为美国著名学者马汉提出的海权论、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意大利学者杜黑的“空权论”等等。这些经典理论为传统地缘政治学系统奠定了基础。
基于这些理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具有鲜明的特点，同时这些特点也是它的缺陷：（1）扩张性。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其对地缘政治的控制也不断膨胀，从而向外扩张。海权论是向海洋的扩张，陆权论是向欧亚大陆的扩张。（2）对抗性。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必然存在政治战略的对抗与博弈。（3）霸权性。海权和陆权的扩张都是为了建立全球性霸权，通过扩张与控制以达到绝对优势。由此可见，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空间与权力的扩张。
除此之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还存在着现实困境与理论困境。现实困境是指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与当代现实的时代性裂痕。理论困境是指传统地缘政治学过于强调空间资源等物质性因素。地缘政治的提出是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与当时国家之间的关系相适应，同时还与当时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深入合作，国家间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成为相互联通的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地缘政治的变革，国际竞争不仅局限于传统的领土与资源的争夺，科技也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无法包含新要素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缺乏解释力。
2.“通权论”理论的引入
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应该与当前的国际社会背景相适应，应融入可以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的新要素。我们有必要寻求某种新的地缘政治理论视角来解释现在与未来的发展。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旨在追求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互联互通，共同面对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是一种“通”的思想，一种互惠互利平等合作的理念，一种符合当前世界发展的价值观。
将“通”作为新地缘政治理论核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通”是一切交流交往活动的前提，是降低壁垒的体现。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与外界相“通”，朝代才能繁荣强盛，古代丝绸之路、唐朝的盛世、郑和下西洋都印证了“通”发展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但是自从实行“闭关锁国”之后，对于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通”的程度低，后果就是被帝国的炮火轰开清朝的大门，带给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其次，利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是研究地缘政治的一种重要方法，将国家视为网络中的节点，国家间构建的关系为线。“通”在网络或节点的特征属性中就有十分重要的体现，例如中心性、核心度等等，其中中心性的使用最为广泛。某节点的中心性主要有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通”直观体现在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上。程度中心性是指与某节点相连的节点数，主要衡量该节点在整个网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某节点“通”的能力强，表示与之相连的节点多，程度中心性大，在网络中重要性越大。此外，“通”可以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多个角度，可以包括多种因素。全球化作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全方位冲击。“通”成为新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涵盖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同时也超出了这些理论，传统地缘政治学旨本国在通过对抗和扩张加强对于地理空间和资源的控制，进而获得利益，这种战略本质上也是一种“通”，而这种“通”仅仅是希望通过强权形成单极霸主地位，实现在不平等合作中本国处于控制地位，别国为本国服务，本国达到最大程度的“通”，但这种状态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去领土化的趋势，去领土化不是没有领土，国家对于领土权力的概念仍然根深蒂固，去领土化带来了文化认同，推进了区域领土化趋势，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通”的方面越来越多。“通”的理念可以包括自然范畴中的海洋、陆地、天空等多个维度的联通，也可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联互通。
3.“通权论”的实质与特性
“通权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之间尽可能多的合作交流实现政治经济的繁荣，以和平合作、平等互惠的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平与共同繁荣。“通权论”谋求国家间形成彼此互联互通、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网状开放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而非无休止的对抗。只有实现了与其他国家的通达，本国才能富强，世界才能更好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通权论”既可以保障本国的发展空间，也可满足合作国家的发展需求，是参与过摆脱彼此之间可能产生的地缘安全困境的新理念。如果“通权论”能够成为各国共同的地缘价值观，可以有利于避免国家间的战略对抗，还有利于发挥边缘地带的地理优势和桥梁作用，促进合作。
“通权论”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权论”具有全球性，是适用于全球的理论而非单一国家的理论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从国家利益和权力的争夺角度从发的，是一种扩张和对抗的理论，目的是获得战略要地，最大程度的控制战略要地，使国家赢得战略优势成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主导。传统地缘政治一直被看作是为国家权力扩张和国防安全服务的理论。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打破了国家垄断地缘政治的格局，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缘空间的网络化开始逾越领土的边界，国家间的合作交流逐步消解了现代民族和国家造成的国内外领域的严格界限。
相比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通权论”表现为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它关注的不仅仅有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问题和战略空间问题，而且还有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合作联通问题。“通权论”是全球性的，注重从全球秩序关照区域地缘政治的变动，从克服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角度考察国际地缘政治角度。
（2）“通权论”具有合作性，是合作理论而非冲突理论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都是以地理差异和政治差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一个国家为了追求本国利益和政治权力最大化，不考虑其他国家以及本国未来的得失，对地缘政治持一种片面的思维，使得地缘政治理论成为一种冲突升级的理论。国家之间地缘方面的合作也仅限于短暂的利益交换，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还有可能成为下次冲突的导火索。“通权论”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坚强壁垒，使其成为政治权力在多维空间的合作，在合作中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使各个国家在合作的过程中都能有最大化收益。“通权论”顺应全球化趋势，即便国家占据战略要地也无法将自身与世界分隔开，战略要地也就失去了战略优势。
（3）“通权论”具有多维性，是多维地缘政治理论而非一维地缘理论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是一维的，集中在军事意义上关注战略要地和地缘关系的零和博弈。无论是海权时代还是陆权时代，地缘政治学的落脚点都是活的具有重要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地理空间，获得地理空间的最可靠途径就是进行军事实力的武装扩张，这种理念都是处于一维的逻辑 。“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已经过时了。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沟通的文明体系。“通权论”是一种多维的地缘政治理论，国家间地缘政治的“通”涵盖了经济、资源、技术、文化等众多维度的交流。尤其是现代化发展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通权论”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地缘空间。“通权论”的兴起将会呈现出不同画面的交织。
4.“通权论”中“通”的影响因素
国家在追求利益的时候注重的是相对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国家之间的“通”或带来共同利益，但是在对所获利益的比较中，会因为担心其他国家的相对利益大于本国进而导致利益受损的威胁出现，这种想法会导致“通”的困境。
在政治层面，国家的性质、发展程度不同，国民的价值观念、思想形态不同，一些固有理念还是会影响着“通”的程度。比如中国在西方眼中始终属于“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各个不入。为确保国家之间能够实现“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国家之间应该把握好几点原则：一是互相信任，二是顾全大局，三是注重长远利益，弘扬和平理念，为国家关系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在经济层面，虽然国家之间的“通”会带来多种优势，带来潜力巨大的市场，带来迅猛发展的经济，奠定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基础，但是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成为“通”的潜在阻碍因素。比如资源禀赋相似、劳动成本相近、对外贸易中的优势也相对集中的两国就好产生不小的竞争，贸易摩擦比较频繁。另外在利益诉求方面也会出现背道而驰的局面，比如能源出口国希望从能源价格上张中获利，而进口大国则希望能源价格下跌。
目前国家之间的“通”还存在发展困境，但是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合作日益紧密，国与国的“通”会是大势所趋，这就需要国家在未来的合作中以共同的长远利益为重，加强合作稳定性，求同存异，互相信任，放眼于未来，这样才能保证共同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