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突出表现在：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整体发展水平低下；国家支农体系尚不成熟，城乡一体化过程问题颇多；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等等。因此，当前国家应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动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充分融合。透过现像分析出症结所在，并通过以上欠缺找出问题的形成因素，现就以下三方面原因进行探讨：
（一）地理因素
国家深度贫困地区是指全国 11 个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10]。这11 个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深度贫困的原因存在多种因素。深度贫困地区，简言之就是“集贫穷于一体，受困难的束缚”的部分经济欠发达、生活水平低下的农村地区。纵览全国，深度贫困这些地区多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就外部条件来看：这些地区存在地理条件恶劣、气候条件严苛、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第一，从地理位置的客观成因来分析，由于地处相距经济发达地区较远，交通不便，无法借用经济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带动当地的经济。以致于这些地区在长期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处于经济发展低下的处境。第二，部分深度贫困地区自身存在地势险峻、地貌起伏不平的情况，造成无法引入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局面。这些地区由于客观原因与现实条件的限制，依靠发展当地企业来带动脱贫致富的路径行则不通。第三，深度贫困地区的气候较差、缺乏水源等诸多原因，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广大深度贫困地区，家庭内的农业种殖、养殖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甚至有些农户家中无法依靠种养方式解决温饱，生活长期处在贫困线以下。最终，造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仍然存在深度贫困这一与时代背景不相符的落后贫困地区。
（二）人本因素
在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中：历史的发展限制、缺乏先进生产力作为依托、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管理与生产水平低下、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意识与观念滞后等内在原因。由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的发展观念并不强，贫困家庭生计依赖传统旧式生产方式，且这些生产方式与技术很难与现代化的知识实现相互衔接。从人本因素来分析，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相对经济发达的地区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居民劳动技能不仅单一，而且相对欠缺，难以依靠自身能力来提高家庭收入。缺乏技能，脱贫致富无从谈起，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应施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策。第二，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知识储备的不足限制个人的长远发展。由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缺乏人才，在发展教育以提高当地的人口的文化素质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之下，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刻不容缓。第三，自身解决贫困意识薄弱，甚至缺乏积极进取去解决贫困的思维，脱贫最终依赖的是勤劳致富的双手，缺乏开拓奋进的意识走出贫困成为空谈。在对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治理中，脱贫的首要工作是培养贫困人口的“志”与“智”。当贫困人口拥有了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志气”与“智慧”，脱贫致富的道路才能得以顺利开展。从以上的三方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内在因素进行剖析，找到深度贫困的人为短板，从人本自身的这一源头来找出解决路径。
（三）政策因素
由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地区。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脱贫政策存在以下的不足：第一，国家与地方财政投入相对较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存在严重的欠缺，根本无法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国家帮扶政策的缺失，缺乏人才与技术的支持，无力带动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缺乏产业经济，无从就业，因此造成无力脱贫，不能从自身去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第三，长期以来，脱贫模式存在很多不足，以往的“数字脱贫”、“暂时脱贫”等问题的存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政策往往只起到短暂的时效作用，即“短期脱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效脱贫。第四，我国深度贫困帮扶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群”：一是因病致贫人群，尤其是因患重病和慢性病群体；二是返贫人群，灾害原因与市场行情变化而导致的返贫者；三是贫困老人，在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年龄大、身患疾病、自身无劳动力。这三类人是因病、因灾、因学、以及身体条件限制造成贫困。对于解决这些深度贫困人口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应出台具体的政策给予支持和帮扶。因此，国家与地方政府应加大力度对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多方筹资、献计献策、齐抓共管，循序渐进地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稳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