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识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欧美，主要是为应对当时高等教育过于专门化而产生的一种教育理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帕卡德在提出，后经由诸多学者发展逐渐成熟。不少学者试图对通识教育概念进行界定，但至今也没有出现一种被大家所认可的统一概念。如果对其进行词源学考察的话，通识教育最为重要的含义是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教育内容的均衡性、教育目的的解放性合称为通识教育的三重意蕴。从1994年至今，中国的通识教育经历了政府主导和高校探索两个阶段，其中，高校通识教育的探索受到了世界通识教育的影响，如清华大学推出的八大核心课程计划就受哈佛大学课程体系的影响，其中“中国与世界”是核心课程的计划之一。尽管通识教育是应对高等教育过于专门化以及知识的碎片化而提出，但有人对于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都应受到重视。所以，我们认为中外关系史不只可以作为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一门课程，也可是作为一门公共课广泛推行。
（二）中外关系史的相关论著与教材修订
通识教育极其强调理性思维，当今世界与以往时代相比，是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而理性的发展决定了科技的发达，决定了博弈中的地位，理性强大的民族，将在21世纪的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在今天，由于职业化、技术官僚和学科分工的强大压力，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大地被削弱，被抹杀。一个专家只能具有一方面的知识，不仅不能超出技术专业范围的问题，甚至对他的专业本身也没有能力进行思考。所以，莫兰在复杂性原则中强调跨学科研究。随着学科专业化的发展，国际关系在大学当作一个专门的专业来设立，但这也造成了其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分离，更别谈与自然科学的巨大鸿沟，当然，知识的分割和隔离是整个科学发展的现状，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学科领域。中外关系史对从古至今的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当然交往对象随着历史发展进程不断扩展。涉及到中国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史、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民俗史、科技史等学科。正是因为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如何真正将中外关系史转化成通识课程尚需更多的研究，甚至目前还没有出现一本贯通古今的中外关系史专著，我们将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为线，对不同时期的相关著作进行简单梳理，希望引起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更好发展。
首先，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相关论著。古代中外关系史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芦苇的《中外关系史》。该书主要阐述夏商时期至1840年之前与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主要论述方式以王朝更替为线索，认为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核心地区；交往方式主要包括官方和民间交流两种；交流过程以和平交流为主，但也发生过战争，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交流途径主要有陆路丝绸之路和海路丝绸之路，陆海交通也经历了兴衰变迁。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外关系的发展，对陆海丝绸之路的发展也有研究。陈尚胜的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以自己的八篇论文为基础进行了专门史的学科架构，对朝贡体系影响之下的古代中外关系进行研究，侧重对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和交往模式的研究。
其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的相关著作。《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1840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以及重要时间为线索，辑录了对重要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档案、文件、宣言等资料，内容相当丰富。唐培吉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被看做是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续集，有学者认为二者可以配合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外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