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追寻诗文中所言之志，中国儒家文艺批评家的一贯做法是将关注的中心转移到作者现实中之为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也就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叶嘉莹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在读中国旧诗时，则对某些作者之生平及其时代背景之了解，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中国既有悠久的‘托意言志’之传统，不仅说诗者往往持此以为衡量作品之标准，即是诗人本人，在作品中也往往确实隐含有种种志意的托喻。说诗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在解说时就不免会发生极大的误解，从而其所评定的价值当然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对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的了解又不得不依赖史书。
以叶嘉莹对写作“诗化之词”的两个代表人物——苏轼和辛弃疾——的分析为例。在《论苏轼词》一文中，叶先生开篇就引用了《宋史》中记载的苏轼早年的两个故事。一个是苏辙在为纪念亡兄而写的墓志铭里提到的，苏轼十岁，他的父亲苏洵在四方游学，他的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读到了东汉名臣范滂的传记，苏轼问他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一个是说，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博通经史，在读《庄子》的时候感叹道：“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叶先生认为这两个故事表现了苏轼两种性格特质，一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情怀，一种是超然物外的旷达精神，而他的词作就是这两种品质的外化。在《论辛弃疾词》一文中，叶先生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在具体分析辛弃疾的词作之前，她先根据《宋史·辛弃疾传》和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把辛弃疾生平中的重要事迹作了介绍，并认为“辛弃疾在词一方面之成就，实在可以说乃是他的收复中原之志意在现实方面失败以后所转化出来的一种一体两面之结果”。
并不限于上面两篇文章，“知人论世”是叶嘉莹习惯采用的批评方法。从作者传记中寻找批评文学作品的依据真如叶先生所说的那样跟意识批评家探寻作者原意有相似处？在西方，极端重视作家生平与文学作品关系的是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批评家圣伯夫，他采取的是一种传记式的批评方法，在评论作品前，首先会通过阅读作家传记、访谈、信件、回忆录，搜集围绕在作家身边的传闻逸事，对作家的思想个性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在他看来生活与作品、人品与文品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有的时候，对特定事实的过分关注、对还原作家生活的异常热忱甚至让他的文学评论成为传记的附庸。圣伯夫评论的作家大多跟他生活在一个时代，有的甚至是相知有素，如果面对一个身世无可考察的作家，圣伯夫只能望风捕影了。
圣伯夫方法的局限被后世的批评家所诟病，居斯塔夫·朗松在《人与书》的前言直言不讳地指出，圣伯夫的方法不应该被推广，批评家的双眼不能长时间停留在作家身上，对作家的关注也不能超过对作品的关注，如果文学批评的目的是描述个性，那个性是“表现在作品中、与作品相应、作为作品构成部分的那个个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居斯塔夫·朗松这样说并不代表他全盘否定圣伯夫，他提出的历史批评方法更像是圣伯夫传记批评法的发展和提升，历史批评方法的要点之一便是重视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品的时代背景。“一部文学作品首先应该还原到它诞生的年代，通过它与作者及时代的关系予以认识。【……】作品是怎样写成的？作者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又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这样的境况？这就要请教传记了。”对圣伯夫的传记批评方法最为不满的要数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认为真正的批评应该透过纷乱的表象进入作家生命深处，探求内在的真实，而圣伯夫的批评却徘徊在作家精神世界的外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对此，圣伯夫的方法是不予承认，拒不接受的。这另一个自我，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他，只有在我们内心深处设法使他再现，才可能真正同他接近。”通过作家传记解释作品的方法近乎无稽之谈，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和创作作品的“自我”不可以相提并论，难道了解作者就能做出公允的评论？圣伯夫自己就认识司汤达，可是在评论《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等长篇小说时反应却极为冷淡，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司汤达是个大好人。
普鲁斯特的批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名之为“仿作”，接近所批评的作者的状态，模仿认同作者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复制到自己身上，这需要一无所取的奉献精神，而不是明修暗度，借助批评行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第二个阶段是“重读”，阅读作者的不同作品，反复多次，找出所有作品蕴含的共同主题。因此，普鲁斯特被意识批评的主将乔治·布莱追封为“主题批评的创立者”，主题批评也就是意识批评。
意识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常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意识，怎样才能捕捉到这种意识？乔治•布莱在《批评意识现象学》一文中阐述了方法。当一本书被打开的时候，作为物质存在的书变成了一串承载意识的符号，这种精神实体无法存在于外部空间，它寻求新的居所，读者要做的是清空内心，让出位置，延请意识入住。意识在读者的内心下榻之后，有时安稳，仿佛变成了读者的所有物，有时挣扎，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份。这种意识到底是谁的？脱口而出的答案是这种意识属于作者，因为任何作品都带有作者的精神印记，都是作者用以保存观念、习惯和言词的手段。可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存在于作品中的、阅读显露给我的那个主体不是作者，【……】掌握着作品的主体只能存在于作品之中。”作品中的意识既不是读者意识，也不是作者意识，它是不掺杂任何客观内容的纯粹意识，没有自身之外的任何原因和来源，用笛卡尔的术语来说，就是“我思”。
乔治·布莱的文学批评具有浓重的现象学色彩，他从胡塞尔的“归入括弧”“本质还原”等方法获得了教益，主张悬置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排除预设和成见，保持中立立场，直观作品本质，复活潜伏于作品深处的“作者”，而不是寻找作者实际生活与作品的关系，这跟圣伯夫、朗松注重传记、历史、实证的批评方法有本质区别。乔治·布莱对圣伯夫和朗松的不满甚至直接体现在著作和访谈中。在《意识批评》中乔治·布莱对圣伯夫的批评的看法是“这是一种若即若离、迂回曲折的、模棱两可的批评，【……】是一种通奸的批评”。当被《微观与宏观》杂志问到“日内瓦学派”的特点时，乔治·布莱如是回答：“‘日内瓦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朗松派’，反对一个在生活的事件和一个作者的文学作品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学派”。虽然乔治·布莱的观点不能代表所有的意识批评家，马塞尔·莱蒙、阿尔贝·贝甘、让·鲁塞、让·斯塔罗宾斯基等所谓的“日内瓦学派”批评家对圣伯夫和朗松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应该会口径一致地坚持内在批评。
叶嘉莹采用的知人论世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传记批评和历史批评，但是在对作者生平、社会活动、历史文献的倚重上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亲密——尤其是与历史批评的亲密——远甚于与意识批评的关系。叶先生在不同文章和讲座中提到知人论世和意识批评可以相互参照，但大都一语带过，有时候会提醒读者或听众注意意识批评关注的是作品中的意识，有时候就付之厥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