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电影诞生以来，零聚焦的叙事形态的电影便存在着。从梅里埃到格里菲斯，这些先驱们对于故事的影像呈现总是从零聚焦的叙事开始。而随着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动，这种全知视角越来越不被导演们所用，因为这种视角下观众永远没有叙述者知道的多，悬念难以营造。相比之下，内聚焦的叙事和外聚焦的叙事更容易营造剧情的悬念，吸引观众的目光。电影《大佛普拉斯》却走起了复古路线，回到电影最开始的零聚焦形态去呈现故事。
（一）全知视角的“不亲近”
希区柯克与特吕弗那番著名的谈话告诉我们“惊讶”和“悬念”的区别。剧中人物正在谈话时，忽然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炸，此时观众会觉得很惊讶。而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提前让观众看到了剧中人物的桌子底下有一颗炸弹，那观众继续看剧中人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谈话必然会感到焦急，观众急切地想要提醒他们，想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如此一来，悬念便产生了。这两种叙事做法其实便是叙事焦点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托多罗夫曾提出用相等或不相等的方式来概括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认知关系，而热奈特“为了避免“视界”、“视野”和“视点”这些术语所蕴涵的过分特有的视觉性”提出了“聚焦”这一术语，并以此将聚焦分为三种情况：全知视角下，热奈特提出使用“聚焦”这一术语，这样的表述提示首要的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是叙事的“焦点”，由此导致以下的三分法：未聚焦的或零聚焦的叙事中的叙述者是“全知的”，即他说的比任何人物所知道的要多；内聚焦的叙事中有着固定的内聚焦，叙事说明的事件仿佛是经过唯一一个人物知觉的过滤；而外聚焦的叙事里读者或观众无法是得知人物的思想或情感的。除了零聚焦叙事，后两种叙事都是便于不同类型的影片安置悬念的，因而当电影步入产业化时代以后，零聚焦叙事便不太受欢迎了，然而在纪录片中，零聚焦叙事的全知视角一直是叙事的主要方法。因为纪录片追求客观与真实，这种未聚焦的叙事能让人感受到叙述者的冷静和客观。
在电影《大佛普拉斯》中，导演使用了惯用于纪录片中的全知视角去进行叙事，这种做法在当代电影中是非常少见的，因为需要承担很大的票房风险。黄信尧坦言，自己当初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过票房，只是怀着一个想要把电影做好的信念，他还以电影《梦幻之地》里面的故事作譬，“他在一片麦田里面，一直有个声音叫他要盖一个棒球场，他就对这个声音很好奇啊，你在这种地方盖棒球场有谁会来。这个声音就跟他讲，你盖了就会有人来。那我跟钟导和叶如芬，我们的想法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就是要拍一部好电影，观众会不会买单，我们相信我们只要把电影拍好，观众自然会来。而不是去想说观众在哪里，我就往哪里跑。”叙事逆行的黄信尧并没有向消费主义屈服，也不盲目跟随受众的口味行走，这也是黄信尧多年拍摄纪录片的心得，20年的观察生活、观察人心，他对自己的影片有信心，他也对当今观众的接受程度有信心。
这其实是媒体从业者最佳的创作方式——受众的需求很重要，我们应当充分了解生活、了解人心，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满足受众心理。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引领受众、引导受众、让受众去思考，不断地培养受众，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这才是一个良好的媒体从业者应当具备的创作心态。
（二）窥视视角下的彩色生活
电影的多视点特征是大影像师表现不同类型时空组合，并由此建构叙事的重要手段。“正是通过摄影机从一个机位到另一个机位的调动，并利用两个镜头的过渡，大影像师才成功地获得了天神（及小说家……）特有的一种无处不在的天赋……著名的摄影机的无处不在性使电影有可能为自己获得很多特殊的叙事能力。”
《大佛普拉斯》中的镜头调度非常少，营造了一种无聚焦状态。电影中大部分的镜头影片都是行车记录仪纪录下的画面，整部影片以行车记录仪为媒进行串联，肚财与菜埔得以以窥视的姿态观察到上层社会。另一方面受众也通过摄影机故意伪装的偷窥式拍摄手法得以观察到自身所处阶层之外的人物生存状态。
偷窥欲是复杂人性中不可否认的部分，每个人的内心都对他人的秘密有一定的好奇心，这也是受众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些明星真人秀节目的爆火其实就是利用了老百姓对于明星私生活的偷窥欲心理。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明星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与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同样老板刘启文的生活对于门卫菜埔和拾荒者肚财来说也是多姿多彩的，对于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来说，行车记录仪成了一个他们瞭望上流社会的窗口，成为他们灰色生活里彩色的想象。
导演因此大胆地将影片分为黑白和彩色两部分。黑白的镜头代表着菜埔、肚财与一群社会底层人毫无生趣的艰辛生活，而行车记录仪里彩色的镜头则是老板刘启文在上流社会的声色犬马。如此高反差的两种色调更加深刻地凸显了两个社会阶层的分化，菜埔和肚财连热的事物都吃不到，老板却可以轻松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里甚至随意处置他人的生命，这样辛辣的讽刺一直贯穿到影片的结尾。

（三）不同阶层的仰视与俯瞰
电影中的肚财和菜埔是典型的社会底层代表。两人日常生活的唯一的消遣便是夜里一起分享便利店的过期食品。而老板刘启文则是“葛洛伯”公司的老总，整日与富豪乡绅政客打交道，是于肚财和菜埔对立的社会上层人物。这种经济基础的对立造成的强大的身份差异也导致了肚财等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也使得他们丧失了反抗的意识。老板刘启文的生活满足了肚财等人对于上流社会的想象，正如肚财所说:“有钱人的人生你看，果然是彩色的。”在这种窥探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有钱人生活的彩色，更多的是有钱人生活的自由，这种自由是肚财所在阶层所仰望不到的。
拾荒者肚财，门卫菜埔和全片只有一句台词的流浪汉，他们是三种几乎被社会抛弃的底层人物。而在他们和刘启文中间的是我们——最普通的观众。我们无需像肚财一样窥视老板的生活，也无需像老板一样俯瞰肚财的生活，我们的姿态是一种作壁上观式的凝视，而这凝视背后，隐藏着导演对于一种人文情怀的唤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