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体动力分析
由表2因子分析结果可知，青海省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动力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条件、企业经营管理、旅游主体协调能力、旅游共生发展能力、乡村资源利用能力和旅游持续发展能力。
社区参与是政府乡村旅游发展的初心。作为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抽象资源，社区居民是村落氛围营造者、村落形象代表者和村落活态文化展示者，其社区旅游参与能力及参与程度，不仅影响村落氛围浓郁度，而且影响村落景观营造力。
旅游发展条件是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之源。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不仅需要村落资源、旅游接待设施、旅游功能要素、旅游人才等供给要素推动，而且需要旅游市场中客流需求要素拉动。通过有效供给和市场需求的持续互动，推动景区型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企业经营管理是景区型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主旋律。其中以企业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和人力资源条件为代表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及水平，不仅影响景区正常运营秩序的有效发挥，而且影响景区经营管理绩效。
旅游主体协调能力是景区型乡村旅游包容性发展的出发点。在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村落和企业这三大利益主体协调发展，不仅利于缩小因旅游发展引致的乡村“马太效应”，而且利于降低因旅游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矛盾冲突，从而实现景区型乡村旅游协调发展。
旅游共生发展能力是引领景区型乡村旅游品质发展的长效机制，强调政府政策引导均等发展机会，企业承担利益反哺责任。在共生发展情境中，政府支持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同时引导监督景区承担起环境保护和造福村落的社会责任，从而在共生中推动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
乡村资源利用能力是景区型乡村旅游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无论是乡村氛围的营造主体，还是乡村特质的展示客体，均是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的本质要素。在同质化旅游发展背景下，还原旅游发展本质（原真性）成为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的不竭力量之源。
旅游持续发展能力是景区型乡村旅游长远发展的动力支撑。其中，企业资金实力及持续注入力，利于旅游产品不断更新，不断壮大景区规模，提高景区持续吸引力。同时，景区及村落环境保护力使旅游发展在村落环境承载范围内得到持续发展。
2. 不同类型动力分析
2.1镶嵌式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动力
由表3可知，在差异性公因子中，镶嵌式乡村旅游发展动力在公因子1（社区参与：3.18）上作用最强，在公因子5（旅游共生发展力：2.74）上最弱。
结合公因子1所含测项及实地调研发现，小庄村（镶嵌式乡村旅游景区代表）处于景区旅游环境包围中，受景区辐射带动作用强，村民旅游参与意愿强，如，某村民说道“小庄的旅游很有名，每年来这的人很多，发展的很好……在外面打工也挣不下什么钱，还比这累多了，我们村又没多少地可种，还不如办个农家院赚点钱，自家院子又这么大，空着也空着（X-男-34）”；旅游参与人数多（据村委会资料显示，全村旅游参与户达55.9%）。而且小庄村是青海乡村旅游发展最早的村落，村民受益于旅游发展，在家庭年均收入及学历层次上均表现出优于其它两类景区型乡村旅游地的特点。由于较高收入水平及学历层次，使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经济动力更强、经济实力更足、经营服务能力较高。因此，社区参与对以小庄村为代表的镶嵌式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作用最强。
结合公因子5所含测项及实地调研发现，小庄村政府、景区与村落间的共生能力较弱。表现在：①政府为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旅游发展，通过旅游投资优惠政策，引进实力较强的旅游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但开发建设占用大量农地，使农业生产面积减少；②企业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将村落周围原有树木砍伐，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旅游建筑物、旅游设施，使乡村自然景观失色；③企业为了提高对客服务能力，大量对外招聘学历、素质较高，形象较佳，服务能力较高的工作人员，使本村村民在景区实际就业人数低；④小庄旅游发展中，景区对客源的抢占，使村落旅游收入大多被景区抽取，这种“抽血式”景区发展，使村落旅游效益低，造成村落与景区间矛盾冲突。这些现象均是政府绩效目标、企业发展目标与村落成长目标脱节的表现，体现了三者旅游发展共生能力低。
2.2并列式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动力
由表3可知，在差异性公因子中，公因子4（旅游主体协调力：3.07）与公因子5（旅游共生发展力：2.90）对并列式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作用最强，而公因子7（旅游发展保障力：3.27）动力作用最弱。
结合公因子4和公因子5所含测项及实地调研发现，卡阳村（并列式乡村旅游景区代表）旅游主体协调力和旅游共生发展力较强。主要体现在：①政府方面：卡阳村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予了政策及项目资金上的大力支持，不仅为农家乐参与者提供资金、设施等补助，还为村落旅游发展投资兴建道路（修建7.8公里旅游扶贫公路）、供水（引入引大济湟工程）、排污等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并提供5个公益性岗位，专于村落环境卫生保护；②景区方面：景区则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承担起保护村落生态环境的责任，通过发展林下经济，以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带动乡村经济发展；③村落与景区方面：村落与景区之间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景区主营游览、娱乐、休闲等活动，村落则主营农家特色餐饮及乡村农副产品交易，二者协调共生发展。这些均反映出旅游发展协调力对以卡阳村为代表的的并列式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作用最强。
结合公因子7所含测项及实地调研发现，卡阳村旅游发展保障力度低。一方面，卡阳村自然生态环境优于小庄村和袁家村，但村落环保力度投入不足。如，村委会成员提到“目前由于项目资金不足，今年（2019年）打算先兴建户外滑雪场地和民俗体验博物馆，旅游环卫设施的建设等资金到位，明年开始吧（K-男-52）”。游客说到“卡阳村很美，周围全是树木，空气特别好……，但我们今天开车从村子上边那条路（村落旧路）上来的时候，发现村民就在路边筛粮食，粉尘、柴草到处都是。重点是，一路上来也没找见有公厕……（K-男-35）”。另一方面，卡阳景区依托企业实力雄厚，但继续增加投资意愿、投资积极性低。如，景区游乐项目承包者谈到“目前企业经济实力还是挺强的，只是现在西宁周边类似于卡阳这样的景区太多了，大家都是花海、徒步栈道、野外宿营等项目，我们对继续扩大规模的积极性不太高，先看看再说（K-男-43）”。因此，旅游发展保障力对以卡阳为代表的并列式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作用最弱。
2.3分离式景区型乡村旅游发展动力
由表3可知，在差异性公因子中，分离式乡村旅游发展动力在公因子1（社区参与：3.01）和公因子4（旅游主体协调力：2.94）上动力作用最弱，在公因子7（旅游发展保障力：3.91）上最强。
结合公因子1所含测项及实地调研发现。袁家村（分离式乡村旅游地代表）与所处社区张家寨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旅游发展对村落影响力小，导致村民旅游参与意愿较弱、参与人数较少。如村民谈到“去那边（袁家村）有点绕，路还没修好，还不如直接去平安工作，去那边工作的话，工资都是固定的，给的不多，没有我在外面多，虽然那边给提供住处，但家里面有小孩，的回家”（Y-女-37）。同时，由于村民参与动力不足，使村民家庭年均收入水平及村民学历水平等村民自有资本，对村落旅游发展的动力作用低。因此，社区参与对以袁家村为代表的分离式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作用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