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戏剧的“滑稽”表现形式的起源和发展因素
所谓戏剧“滑稽“表现形式的起源，和喜剧的起源和发展就重合的。在西方学术界的通常情况下认为西方戏剧的悲剧起源和喜剧起源一样，都是起源于西方对酒神祭祀。有国外学者认为，古诞希腊的悲剧是基于酒神颂歌发展起来的，而喜剧主要是在农村谷物收割节日中的歌声当中产生的。在歌曲中自然界生长力成为了具有原始象征性的崇拜对象。在完成酒神节的仪式后，队伍里出现这种幽默的演说，这种自发的娱乐形式成为之后喜剧发展的稚形。由此看来，喜剧因素发展的最初萌芽是人们本能的对于”笑“的追求，是人的自然性使然。但是后来促进这种”滑稽“表现形式发展的因素有都有哪些？难道仅仅是自然性的驱使吗？首先从题材上来逐步的剥离，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由于正剧这个概念是后人提出的，所以先不谈正剧这个题材。就悲剧和喜剧的题材上来进行分析，讽刺喜剧是一个很重要的喜剧类型。讽刺喜剧对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质疑和抨击，且数量较大，例如，著名的西方的《鸟》、《阿卡奈人》，我国的“孟优衣冠”故事都是讽刺喜剧。反观悲剧，为什么很少有讽刺悲剧这一题材？悲剧涉及更多的是人性，感情，神权等等。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和戏剧剧种的表现方式有关，相对而言，悲剧对于人性和感情的表达更加浓烈一些，悲剧在表达贵族、神权、人性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悲剧的题材中政治讽刺悲剧只能占到少的可怜的份额，出现这个原因和权力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在希腊的旧喜剧时期中，大多数的喜剧都是政治和社会讽刺剧，这些喜剧很好的讽刺和揭露了一些社会问题，对于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哲学及文学艺术等，都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例如阿里斯托芬目前保留的喜剧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触及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反映了雅典奴隶民主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而他的作品也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用喜剧的形式展现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面貌，将严肃的政治问题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旧时期政治喜剧繁荣的主要因为是因为希腊民主政治制度已经达到了比较开明的地步。但是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希腊民主制度的开明也只是在当时条件下和同时期政治体制比较下的开明，当时人们可以相对自由的谈论政治，于是诞生一大批政治讽刺喜剧。例如：《云》、《骑士》、《蛙》、《鸟》等，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人的言论自由也是有所限制的，古希腊的自由表达与城邦道德和宗教规范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下，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必须服从凌驾于其上的共同伦理、宗教或其他方面的要求。统治者经常借助该理由强迫他人不去表达或传递某些信息，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格拉就是因传播雅典人不喜欢的宗教言行被判渎神的典型。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仅仅一个人的力量反抗城邦“多数人的暴政”只是自不量力，所以因言获罪就会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相对于喜剧较强的讽刺性，悲剧的讽刺性并不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悲剧擅长的是对事物直接赤裸裸的表达，所以这种表现方式比较直白而讽刺性弱的悲剧自然不适合当时政治体制了。例如再回头看现在的悲剧艺术，社会题材悲剧的戏剧在20世纪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例如《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等等，这和现在民主体制更加开明有直接关系，毕竟到现代社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力越来越大。而在古希腊时期固然不敢赤裸裸的面对，所以隐喻性强的讽刺喜剧就大行其道了。
（二）、中国戏曲“滑稽“表现形式的发展因素。
不仅仅古希腊的“滑稽”戏和权力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戏曲也不例外。谈到中国戏曲的“滑稽”因素就更多了，首先对于西方悲剧的崇高、神圣等因素，中国戏曲的悲剧远远没有达到西方悲剧那么崇高的地步，而且中国戏曲在发展时期本身不分悲剧和喜剧的，这就造成几乎每一个戏曲里面多多少少都有“滑稽”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脚色上，中国戏曲分为以生旦净末丑为代表的角色体制，每一个脚色都代表这一种人物类型，“丑角”代表的就是这类滑稽人物，负责剧中的插科打诨，相当于西方戏剧概念里的喜剧人物。相对于西方戏剧中滑稽因素的发展，中国戏曲的滑稽表演成分则有更多的受权力影响的影子。
首先在起源上来讲，和西方喜剧的起源一样，都是通过一个表演形式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根据目前学术界的考证，戏曲起源于祭祀和歌舞，“中国戏剧，当“巫”、“优”二者出”，。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最古之源，与其说原始歌舞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最古之源 , 不如说是中国喜剧史上的最古之源。中国记载的第一个歌舞就是《百兽率物》。这部歌舞记载的是人们把自己扮成野兽跳舞的故事，至于这部歌舞的出发点，《中国戏曲史》里面有写，“大都是和初民生活有关的拟兽拟禽舞一一摸拟狩猎时如何猎取生活资料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姿态，表示他们斗争胜利的衷心喜悦。” 张庚、 郭汉城初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亦取此说 . “从这些史料和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始初民为了欢庆自己的胜利，通过真人假扮百兽的来表现衷心的喜悦。”但是在后来的发展因素中，中国戏曲的滑稽表演形式可不仅仅是受自己个人感情的支配，而且还受到权力的极大影响。所谓的借丑角吐真言，即达到讽刺的地步，同时又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制裁。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形态一直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制度。从夏朝开始就一直如此，权力始终被掌握在一小批人的手中，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两个情况的产生，一种是在中国的戏曲题材中，政治社会问题中占据的比例并不大，反而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占据的比例更大一些。而是在中国戏曲的千年历史发展中，除了元朝的元杂剧有一些直面政治的社会悲剧外，其他的都是借喜剧来进行“寓庄于谐”的表达。例如中国戏曲史上基本公认的第一部戏曲《优孟衣冠》就是这么一部喜剧，讲的是丞相孙叔敖死后，儿子过的十分凄惨，孙叔敖的朋友优孟知道后，办成孙叔敖的扮相，获得楚王的关注，并且最终让孙叔敖儿子获得帮助的故事。优孟之所以披上孙叔敖的衣服进行模仿表演劝谏，除了是因为通过模仿表演可以获得楚王的关注，从而获得良好的劝谏效果外，还有就是一个因素就是权力的影响。孙叔敖死之前预感到儿子之后会贫困潦倒，从而提前告诉儿子去找优孟，那么孙叔敖作为一国丞相，这么会把事情拜托于一个优人呢？相比和古代这种专制的制度有关，劝谏一直是古代政治中比较中心的一个话题，很多士大夫和官员因为劝谏而丢掉性命.相对而言优人的言论却往往可以被饶恕，因为既得利益者不会把一个优人的言论当成一个严肃的言论，大多数都当成一个笑话和表演而已，所以优人说话的范围反而更大，孙叔敖拜托优孟去劝谏，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优人，而且是一个有智慧的优人。中国戏曲中“滑稽”表演的地位，或者说“丑“角的地位，正是相当于政治形态中优人的存在，通过“丑”角进行委婉的表达，所以戏曲的滑稽表演往往涉及到一些政治和社会元素。例如京剧《连升三级》，晋剧《范进中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