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最初对劳动性质的基本认识，首先是基于对商品“价值”来源的认识，也就是对于“国民财富”来源的认识。这种认识又是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服务性劳动”的认识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
（一）马克思之前经济学界对服务性劳动的认识
为探究一国财富的最终源泉，进而理解人类社会财富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创造，人们在困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关注劳动的生产性问题，也就是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即服务性劳动的差异问题。
1.早期重商主义者视商业贸易活动为财富的源泉
16世纪初期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造船业与航海技术不断发展进步，英国、荷兰等国家海外贸易空前繁荣，通过海外商业贸易活动——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即贱卖贵卖）积累了大量财富。于是，早期重商主义学者通过对海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经验总结，将流通领域中的商业贸易活动（非生产性劳动）看成财富的源泉。
2.重农学派视服务性劳动为“非生产劳动”
十八世纪50-70年代，重农学派对财富源泉的探究从过去的流通领域转为生产领域。重农学派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并在此基础上将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土地耕作者等划分为“生产阶级”，其它阶级如工匠、工业生产者等视为“非生产阶级”。由此可见，重农学派认为除“农业”之外的其他劳动都是属于“非生产劳动”，因而“服务性劳动”更是属于“非生产劳动”。这种认识无疑是非常片面且狭隘的。
3.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将服务劳动定义为非生产性劳动
十八世纪中后期，由于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部门的劳动成为创造财富价值最重要的源泉。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创立并初步论证了劳动决定价值理论。威廉·配第认为劳动是一切生活资料的源泉。亚当·斯密试图的贡献在于否定了重农学派将农业生产的劳动视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一结论，不仅认为工业生产劳动也属于生产劳动，而且认为工业部门的生产劳动是比农业部门更为重要的生产劳动。斯密还试图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作出清晰地界定，他指出“若劳动未能固定或者物化在一特定或可以出买的商品中时”，劳动则不具有生产性；如家仆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而君主和官吏、律师和教士、各种艺术家和文人等都是“非生产劳动者”。可见，亚当·斯密最先将服务劳动定义为“非生产性劳动”，其后大卫·李嘉图基本继承了这一观点。
（二）马克思对服务性劳动的经典阐述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又指出剩余价值是“总体工人”创造的。在这里，“总体工人”的劳动是否包括了“服务性劳动”或部分“服务性劳动”？这是值得探究的。
1.马克思认为“服务性劳动”的属性与一般商品具有内在同一性。马克思将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并认为在多数场合，可以将“非生产劳动”定义为“服务性劳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服务“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因而“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由于服务存在“特殊使用价值”和“也有交换价值”等属性与一般的商品具有内在同一性，因而可以将服务视同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2.马克思将流通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定义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在马克思时代，虽然服务型行业类别较少，对服务性劳动的研究缺乏，但是马克思却深刻认识到流通的重要性，并对流通领域中劳动的性质作出阐释。
马克思对服务性劳动归属的论述散见于《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运输、邮政、仓储等行业定义为“追加的服务劳动”，并概括总结出这类“追加的服务劳动”的两个特点：一是从属于商品生产与流通，二是只针对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提供附加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将服务业中的运输业定义为物质性生产活动，“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并将流通业定义为开采业、农业和加工制造业之外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一观点体现出马克思极具理论洞察力。在马克思时代，服务性劳动从属于实体商品的生产，种类较少，而在当代社会服务性劳动的外延大大扩展的背景下，需要我们做出新的解释。
3.马克思将服务性劳动分为“物化”的服务劳动与纯粹的服务劳动。关于“物化”的服务劳动，马克思认为，“即使资本家掌握了物质生产……叫到家里来缝制衬衣的女裁缝，或修理家具的工人……也完全和在工厂做工的女裁缝、修理机器的机械师……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所以“这些使用价值，从可能性上来讲，也生产了产品”，因而这些服务劳动属于能够生产商品的劳动，即生产性劳动。但这些劳动者属于非生产劳动者中极为少数的一部分，对广大家仆、牧师、政府官员、音乐家等等并不适用。
关于纯粹的服务劳动，马克思指出，“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马克思将纯粹的服务性劳动又分为三类：一是以音乐家为代表的艺术家，这些劳动者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物化（当演出被录制成唱片的时候），反之，其劳动在进行之后立即消失；二是以医生、教师为代表的具有专门性且特殊能力的劳动者，对这类劳动者的要求较高，且需具备很强的专业技能，因而马克思认为“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与再生产费用”；三是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社会服务性人员。
4.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过程服中务性劳动不断扩展的论述。马克思所处时代，工业革命推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作，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生产的产品日益多样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加深。资本家在加速资本积累的同时，会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以满足自身服务性的需求。例如，为减少家庭劳务上的时间耗费，资本家可能会雇佣家仆来处理家务；为保证自己看上去更加体面，资本家可能会雇佣裁缝专门为其缝制衣裳，雇佣理发师剪发；为放松心情或者与增进家庭感情，资本家可能会去其它城市度假或者旅游，等等。因此，在资本家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无疑会带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服务业就会愈加发达，而服务性劳动的从业人员队伍会不断壮大。与此同时，资本家在消费过程中支付给如家仆、裁缝、理发师等人的报酬，又会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性需求。这些人从商品生产者手中购买食物、日常用品等以满足其自身生存所需，货币从他们手中转移至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再将这些货币转化为资本投入产品生产。
5.马克思关于运输业服务性劳动的专门论述。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受资源禀赋、生产技术等因素影响，某一区域的特定商品就很难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在这一情况下，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商品储藏、商品运输等行业开始发展并逐渐完善。马克思认为运输业能够改变商品的时空状态，摆脱时空的桎梏，因而在马克思的运输经济思想中，尤其重视运输业对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商品经济的影响，“商品经济越发展……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马克思论证了运输业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如运输业为工业生产带来廉价的生产原料，能够加强地区间的联系，扩大商品的市场范围，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等等。此外，运输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工具、道路建设等物质基础，而这些物质基础的需求反过来刺激了工业生产（如汽车制造业、炼铁厂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