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文化内涵的个性化书写与表达
“一个地区的文化表明该地区的景观是所有随时间消逝增长、变异及重复的文化总和或集中体现。”因此，在人文地理纪录片的创作中，应该把文化区域、文化景观作为一个“历史重写本”来加以研究和表现。人文地理纪录片不仅要对现实文化区域、人文景观加以记录和展现，还需要追寻其历史渊源，探求其历史轨迹，并融入深刻冷静的反思，以正确的科学精神和历史观念，鉴往知来，表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在世界性的潮流面前的处境和走向，实现历史内涵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浙江文化地理》选取了极具浙江地域文化代表性的十件“老物件”，针对一个个器物在浙江出现的时间和历史来展开调查和考证，将“老物件”蕴含的人文历史内涵与现代文明传承交织，以情节化的叙述方式挖掘“老物件里的新记忆”。同为表现江南地域文化的纪录片《苏园六纪》从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方面来考察苏州园林的历史变迁，探讨苏州园林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蕴涵，从而使园林成为文化的象征，具有文化的意蕴与厚重感。
正是由于江南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人文底蕴、雄奇与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传统，吸引了纪录片人不断对江南文化进行影像化表达。而《浙江人文地理》对浙江的历史文化展开了个性化的解读，影像风格迥异于其他人文地理纪录片。《浙江人文地理》从文化层面去把握浙江这片地域内江南城市的文化精神，把握浙江城市的文化特征，发现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文化特点，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意识。这种建构型的态度使得片子在审美传达上体现出节制与理性。《浙江人文地理》选择的舟、剑、诗、茶、青瓷等10个承载并演绎浙江地域文化的典型元素，对时空关系的处理恰到好处。过去的历史故事与现代的文化变迁交叉讲述，但故事的内容构成始终围绕一个固定的文化符号展开，在影像表达上多元化，时而对远古历史做蛛丝马迹的粘连，时而对现实场景做多方位的展现；时而空中写意式的鸟瞰，时而又是地面纪实性的探寻。影像表达上的古今碰撞，文本语言也是文学诗意与理性哲理的交融。作品以一系列沉淀着浓厚地域乡土气息和人文内核的诗化形象，展开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复活的、沉寂的由远古历史延伸至现实，实现历史内涵与现代文明的嫌隙缝合，交汇融合。可贵的是《浙江人文地理》中展现的一个个历史故事不是主流的、人尽皆知的，而是神秘的，不为人知的，需要去挖掘和探寻的，需要去确认和辨别的，而去挖掘探寻、确认辨别的过程是如此的有趣和新颖，引导观众建立一种新的独到的历史观。
因此在人文地理纪录片的创作中，采用多元关照来还原历史，将古今相连，既表达两个遥远时空之间的联系，又感受两者的不同，在古今对比、古今融合之中认识历史、甚至创造新的历史观。同时，另辟新径地采用个性化的故事内容或者表达方式，运用纪实与表现结合的手法，实现历史文化内涵的个性化书写与表达。

2、故事性与悬念性相结合的叙事方式
《浙江人文地理》在一个个“问”题递进上的设计，和一次次“寻”求对文明流变轨迹的描述中展开叙事。它的创作不仅仅局限于历史遗迹、具体实物的展示，而是在展现这些遗迹、实物的同时，挖掘和探寻遗迹和实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客观的纪实手法拍摄，又不乏创作者的主动介入，创作团队“以一颗赤诚之心去倾听历史深处的生命欲求，以一颗敬畏之心去倾听历史深处的人类思想的呼吸，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镜头语言去发掘人类文明某些撼人心魄的精神碎片”。纪录片采用了“新纪录电影”的纪录模式，同时借鉴了国际大型纪录片的商业化操作理念。“新纪录电影”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新类型，最早用于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后来也运用于人文地理纪录片中。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林达·威廉姆斯所阐述的“新纪录电影”：“电影或电视自身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建构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师采用的叙事方法来搞清楚事件的意义。” 《浙江人文地理》每一集都围绕着一个文化符号展开一段封尘已久的历史故事的叙述，运用多种表现形式:搬演、再现、解说、史料、采访等，故事化的叙事，并在恰好的时间节点推出，在真实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大量的再现虚拟、丰富的声音元素，唤起观众内心的江南文化想象。第二集《寻剑记》开篇就娓娓道来故事：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在古玩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以1800元淘到一把越王勾践剑。随后关于宝剑的真假问题便充满了疑问和悬念，吸引着观众一探究竟。越王勾践剑的历史由来、锻造工艺、保存流传等一些小的故事穿插其中讲述，使原本碎片化、散文化的表现方式转变为新的故事化的记录方式。提出了对权威专家史树青越王剑真实性的质疑，但最后却始终没有下结论出结果，始终不知道剑到底是真是假。这样的开放结构，真真假假让观众自行评说。第三集《问帖记》同样以充满悬念的故事贯穿，由文化地标的昭陵到文化符号的行草《兰亭序》，王羲之第55代孙王云根接到神秘电话，话说《兰亭序》真迹出现。随后关于辨别《兰亭序》真假的悬念一直萦绕的观众的脑海中。
《浙江人文地理》给人文地理纪录片在叙事策略和叙事方法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新纪录电影”的纪录模式运用到人文地理纪录片的创作之中，可以不拘泥于已有的程式，在情节化的叙事的基础上，增加了自身的内在思维逻辑，在细枝末节的自然景观中，经营出一个个充满诗意文化内涵的想象空间，让整个叙事结构不显平淡，而颇具亮点和创新性。

3、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这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浙江文化地理》以“寻”为目标，从浙江出发，辗转整个中国，甚至不惜访问探寻邻邦的日本、韩国等，从大历史的角度，在故纸堆、旧图片中，从浙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地理中去寻找寄托着民族灵魂的人文记忆，力图还原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原始风貌，唤起我们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民族的自豪。由浙江，到中国，再到日本、韩国，这使得整部纪录片具有一定的文化高度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亲赴日韩等地的拍摄内容涉及了整整7集。第五集《问茶记》在日本拍摄了僧众们举行“献茶仪式”，拍到了日本天台宗座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参加这一庄重的仪式。这里以纪实的拍摄手法，以记者曾层层深入的探访为线索，展现了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充满着禅意。将中国的茶文化与日本的茶道放在一个维度进行分析、比较和探究。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友好交流态度，正表现了我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气质中隐含的包容、多元、开放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