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前代进行总结与批判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重点阐述了“比”、“兴”的含义，实际上也提出了两汉诗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淆乱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汉人之所以广泛用“比”，乃是为其形式服务，即形成所谓“铺采摛文”的风格，在这种做法下，各类“比”充斥在诗赋之中，为文造情，谄谀媚上，失去了诗赋应有的讽喻作用（即内容）。刘勰认为这种现象导致了“兴义销亡”，他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对汉人大量用“比”的现象不满，刘勰试图通过对“兴”的阐释复归诗赋的寄托、讽喻，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依《诗》制《骚》，讽兼比兴”，他把《诗经》《楚辞》作为标杆，由此批判汉代诗赋脱离讽喻教化的风气。这实际上是对《诗大序》中诗教、政教观的维护——诗赋应当“下以风刺上”，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诗大序》是汉代的重要诗学理论，但汉人却并未践行其中的诗教、政教观，在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大批文人的主导下，铺采摛文的赋占据了上风，对此，刘勰批判道：“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壮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以效绩……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刘勰总结出了汉人用“比”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繁复无节制，二是不切事理。
“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可以看出，刘勰是以“宗经”“征圣”的原则来评价汉人“比”“兴”运用的。他要求诗赋应当以《诗》《骚》作为典范，不应违背其原则，要求文学承担一定的社会作用。这是对汉代诗赋进行总结和批判，也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铺垫。
（二）依托古论建立己论
魏晋南北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各类文学批评如雨后春笋般林立。此时的士人们抱有极强的功利心，渴望自己的说法能够被认可，于是各造新说，企图吸引到文坛的注意。从文学理论的发展角度讲，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些新提出的理论往往会戴上古论的帽子，而实际上已经改换了其原始涵义。“兴”的再阐释亦是如此。
“兴”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是依赖诗而存在的，最早出现在《周礼》《论语》、《诗大序》中，但都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中的元素出现，没有人进行深入阐释，所以导致了“六诗”“六义”的含义及其关系问题，无有定准。南北朝时期，钟嵘、刘勰分别对其作出了解释。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钟嵘所释之“兴”指一种余味，意在强调诗给人以韵味无穷、流连忘返的特殊感受。此处“兴”已经变成了一种鉴赏论，用于作家创作结束之后读者接受之时。这与《诗大序》所指之“兴”无疑是离题万里的。
刘勰所阐释的“兴”亦非《周礼》所指的“兴”已经脱离了原始涵义，不再指颂诗方式，而《诗大序》中的“兴”在刘勰的阐述下变得明晰起来。“兴”的称谓没有改变，但其实质已经发生变化，这正是刘勰依托古论的“名”建立自己的“实”。当然这也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从先秦到南北朝，诗赋的创作要求“兴”的内涵要有所延伸或者转变。
（三）辩证地看待文学问题
刘勰在面对具有争议的文学问题时，采取了不偏袒、避免极端的态度，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思想。魏晋时期文学得以从广泛的学术中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更加重视自身的审美感受，如曹丕便提出“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的论断。这实际上是对《诗》《骚》寓训勉于诗赋的矫正。但刘勰不赞成这一说法，如上文所述，他认为诗赋的艺术美与训勉是不矛盾的，二者可以得兼。
在“比”和“兴”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刘勰也不持绝对的意见，他只是反对汉人用“比”泛滥所造成的风气，而并未否定“比”的价值。他甚至还提出如何用“比”——“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总的来说，刘勰总是试图调和互相对立、互为矛盾的双方，强调包容、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