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热衷于开发全新的“汉语话语”时，一些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如阴影般始终伴随左右，即汉语作为一门语言，是如何在认识论层面发挥作用的？如何在存在角度发挥作用的？
如果说索绪尔从西方本位主义角度为语言学开辟了一条结构主义视域，这个视域的起点就是表音文字，而德里达在这个视域的起点发现了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必须严格将表音文字中的书写痕迹彻底清除才能进入一个纯粹的语言结构世界里，而这种理想状态并无可能实现。德里达指出，文字作为对语言的僭越“早已开始”，它在人们意识到文字的暴力，并对此做出警惕之前就早已发生。
文字嵌入语言并污染着语言，剥离文字影响的纯洁语言湮灭在历史的河流中；在《斐德若篇》中说到，文字书写代表遗忘的力量，纵容人们思考的懒惰，“掩盖着意义向心灵的呈现”，它是对逻各斯最拙劣的还原，可以说语音本位主义的思维源头即在这里——书写即遗忘，即便是德里达也从未否认这一点。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他同时也认为“意义与感官之间有一种自然纽带”，“声音的纽带”，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种脆弱纽带的两种特性：“任意性”与“自然性”，“任意性”是索绪尔对语言与语义结合原理的“悬置”；“自然性”在卢梭与黑格尔那里被强行与人的心灵联姻，成为一种无法言传或秘而不宣的隐喻，德里达保留了这种理论预设并将其引入“分延”的漩涡中。
“分延”是“痕迹”的动词表达式，德里达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说明“存在”是关于语言的一个子集，但语言并不是意指活动的原始符号，它是原始人类将世界看作主体表象时自发进行的符号增值过程，在语言产生之前早已有了符号与代码，它是语言诞生之前复杂混沌的意义之流，它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都超越了“此在”（此在建立在存在中，而存在依托于语言，而原始符码早于语言），因而它是比“存在”更加原始的元理论，是万物伊始的符号之母，德式名之为“痕迹”。
无人能够确证声音与人的心灵本质是息息相通的，将二者进行联姻只是出于对逻各斯的信仰，逻各斯要求声音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唯有如此它才能成为诉诸于心灵的唯一载体。语音完美呈现的可能性依托于这种单一性，逻各斯是完美的，是西方文明大厦的始基，它不容置疑也不可打破，西方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永远无法打破逻各斯的魔咒，必须永远在它的支配下言说。德里达在终极的本体领域设定了“痕迹”，在次级的层次安置了语言，将语言的错讹、嘈杂、歧义、混乱全部交付于“痕迹”，来保留语言逻各斯的合法与纯粹。他不惜打破语音本位主义来守护逻各斯的神圣，恰如索绪尔敌视文字来守护语音的纯洁，可见德氏的解构主义并无新意，仍然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不完美的折衷与妥协。
存在主义将语言学对客体的关照提升到本体论和先验论的高度，它涉及到了真理问题，但是存在在在场领域打开的同时又迅速封闭了自己，这种封闭是永久的，因而存在问题只能诉诸语言途径来讨论，它并未脱离能指的运动，固然仍处于逻各斯的支配之下，不同的是，存在问题超越了神学和形而上学，它用动词的形式将意义从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更高一级的层面统摄了物质本体。由此而始，语言学的认识论转向成为必然。
存在主义是对语言最深刻的反思，所以对“物”的追问也必须着落在语言中，人是万物的标尺，而语言就是这把尺上的刻度。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即源于此，但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家园也是存在的牢笼，在柯小刚整理的福柯研究笔记《何为争论》中指出，语言本身充满了各种嘈杂、喧嚣与歧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逻各斯出现了问题（在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幻想中），完美的逻各斯不可能被听错和说错，意义的阻滞与不透明是人们的表达、信息传递过程、接受等环节出现了缺陷，是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个“存在的家园”千疮百孔，危如累卵。存在主义找到了问题，但无法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