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建国后我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在1978-1995年已经开始萌芽，但在1995年后才在我国逐渐建立并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一）21世纪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
在1978年前为了适应国家的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体制，要求高等教育按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培养对口的专门人才，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从而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专才培养模式；学生通过这种专才培养模式的学习，形成自己在某一专门领域的专长，为未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1978年以后，过分专业化的教育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学生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学生适应性较差以及工作岗位缺乏后劲等等，使得我们国家反思这种专才教育模式是否适应当前的社会。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部分高校采取了“淡化专业，加强基础”逐渐开设引导性与开拓性的选修课、“拓宽专业”、重视教学上的“学科渗透”以及有人重新提出加强“通才教育”等方式，淡化了学校的专业主义文化氛围，使得大学中的非专业性教育部分再次成为学校教学活动的一部分，以上方式体现出来的思想与“通识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在199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52所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同年11月在华中理工大学（现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召开“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通识教育在我国大学这片沃土上盛开。当时会议讨论主要是想让所有专业都要向人文教育拓宽，因而称为文化素质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和发展，通识教育在全国再一次受到关注，各高校纷纷加强通识教育的课程改革，探索大学通识教育的改革之路。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史哲为关注重点的人文素质教育，并不直接源于欧美古典大学的启示，并不是借鉴他人，而是立于自身的体验，这是中国大学的自我觉醒。
（二）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当文化素质教育在全国普遍展开、正待深入且呈现出多样化和不平衡时，显露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由于通识教育基本理念与文化素质教育相似，由文化素质教育激发起来的教育思想观的讨论，出现对西方经典大学理念的重新学习等，在中国大陆重新激起了共鸣，开始将国外的“通识教育”引入到大陆地区。我国学者李曼丽通过分析中外50种关于通识教育内涵的不同表述，构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认为，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张楚廷认为通识教育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通识，即并非所有的知识通统去识，而是指选择适当的知识，要求各类不同专业的学生通统都去识；另一是识通，即并非识遍一切知识，而是去识那些尽可能具有普遍价值的、通用的知识。哈佛委员会认为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并着重于培养有效的思考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大学通识教育概念还在不断发展。但笔者发现它的核心要素是人除了需要专业性的技能之外还需要其它各方面能够在社会中生存的能力，即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处于发展中，宏观而言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首先，关于通识教育课程建设。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高校的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高校在专业教育基础上普遍形成了包括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通识核心课等在内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次，关于通识教育试验班的建立。部分高校创办各种形式的试验班，有的在试验班的基础上成立了通识教育学院，例如北大的元培学院、复旦的复旦学院等。第三，关于通识教育第二课堂的建设。越来越多的高校注重课外形式进行通识教育，例如开展通识讲座、举办各类活动以及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理论上，我国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已经占据重要位置，但在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亟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