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初，托马斯·费易和肯布尔·金用“身体差异的社会建构”这个概念考察当代戏剧文学中的残疾、病症和怪异身体书写问题，旨在阐释作家笔下怪诞症状的文化内涵，从而凸显文学创作与历史语境的关联性以及文学创作与社会反应之间可能产生的互动（Thomas）。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残疾问题与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小说中的雷蒙特，在文章的一开始：“当他驾驶着那枚导弹，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戳进甜美柔软的人肉的那一瞬间”（库切22）。中提到雷蒙特是被青少年韦恩撞到的，这与当时澳大利亚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这次车祸，雷蒙特成为了一名残疾人。人们会用“怪异”来描述残疾或受损的身体，并常常以某种别样的眼神或心态去审视身体残缺的人，甚至加以丑化或贬抑。当雷蒙特从一个正常人转变为残疾人后，他就成为了别人眼中的“他者”。对于雷蒙特来说，他的身体俨然已变成一个“他者”。因为一条腿的缺失，雷蒙特的“他异性”就显示出来。作为残疾人的“他者”，雷蒙特是脆弱和无助的，当他从医院回到自己的家时，面对护工希娜时，雷蒙特不喜欢自己被护工当作白痴和傻子。残疾人在面对正常人时，是列维纳斯笔下的“大写的他者”，他们渴望被承认、被爱和被尊重，后现代作为自我的健康人群应意识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绝对性的不对称关系”（赖俊雄303）。雷蒙特作为“大写的他者”，他渴望被别人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而不是一个傻子。在他心里，雷蒙特认为失去一条腿就是失去一切的预演。作为一名从法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老人，他离过婚、没有子女，再加上自身身体的缺失，雷蒙特的“他者”形象尤为显现。
（二）接受残缺的身体
雷蒙特大腿的丧失就是雷蒙特“他性”的体现，小说把雷蒙特的“他性”置于一个很突出的地方, 面对身体的缺失，作为一名“他者”，雷蒙特从一开始的抗拒心理到最后慢慢开始接纳这种身体的缺失。见雷蒙特对装假肢这件事是很排斥的。戈夫曼认为身体残疾会引起耻辱感，他将这种耻辱感、定义为一种因他者的互动而破坏正常的身份定义的过程。当车祸发生不久之后，雷蒙特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后悔走发生车祸的那条路。如果他没有走那条路，一切都不会发生。后来汉森大夫建议雷蒙特截肢并装假肢，但雷蒙特认为“假肢”这样的字眼让他觉得难以接受，他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在经历过车祸后，雷蒙特经常受着疼痛的折磨，“疼痛时真实的东西，它并不需要强制使他相信它，它根本无须强制，仅仅闪一两下就够了”（库切12）。有时他躺在病床上，在护士们和善的外表下，他仍能感受到护士们对他们命运的冷漠。雷蒙特作为残疾人“他者”，他期望得到护士们的正常对待，内心期待被关爱。雷蒙特在别人的建议下，进入了玛德琳·马丁创办的康复班去，他相信玛德琳是让他能够相信的人。从雷蒙特开始参加康复班开始，雷蒙特开始拥抱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始想去改善自身。雷蒙特接受残缺的身体的过程，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与构建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他者建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