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是艺术的生命所在，富有个性化的艺术更加会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流行歌曲在探索和挖掘个性化道路中，将民族化歌曲、网络化歌曲视为追求个性化审美的途径。

“西北风“个性化的审美

流行歌曲本来就是舶来品,他之所以受众面广泛，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流行歌曲与中国的传统音乐元素相结合。在进入中国流行乐坛之后，就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缺乏个性的音乐，往往会彼此相似而被共性覆盖。所以在80年代初刮起了显示地域特性的“西北风”歌曲，如：《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红高粱》等，它明显地引进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这种“喊唱”方式及歌曲的意蕴表达,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审美价值取向。可以说,西北风的出现并不是在商业目的的操控下,而是主动地、积极地与社会心理相适应,是主动文化选择,既是创作者自身创作能量的释放,也对受众的审美取向产生了积极良好的指导作用,是社会环境与流行音乐互动影响、良性循环的产物,但是作为大众文化形式,它在“试图通过曲调、歌词等有限的表达像是对民族命运进行思考的同时,忘记了自身的身份特征和局限性,即大众文化对审美意识表达的平面性、零散性决定了西北风承载了过重的文化使命。这一点也使西北风在强调批判反思的同时冷落了广大的青少年听众,因为他们才是流行音乐真正的接受者,导致了西北风的衰落。至此出现昙花一现的现象。“西北风”歌曲从兴起到衰落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却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特别的足迹。
2、“中国风”个性化的审美

新世纪以来，中国流行乐坛形成了“中国风”的热潮。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它是将西方的音乐体裁和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音乐艺术形态。其实这种风格的音乐早在流行歌曲开始进入内地时，便初现端倪，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租界区流行的歌曲《夜上海》《何日君再来》可视为流行歌曲“民族化”的第一次尝试，但短暂的哗众取宠过后便烟消云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风”的出现使得“民族化”有了自省和反思。但急功近利之举也好景不长，便被审美疲劳所击毁。直到新世纪伊始，周杰伦的一曲《东风破》具有深沉、婉约、古典的气质，从此打开了“中国风”歌潮的大门，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周杰伦的《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王力宏演唱的《在梅边》；陶喆演唱的《苏三说》等无不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品格和意蕴。“中国风”的本质是对东方文化的缅怀与致敬，以现代的音乐手法继承并发扬。它区别于徐沛东的创作，刘欢演绎类似《涛声依旧》《情思大碗茶》、《北京一夜》这一类的京腔京韵，这种只能被称为“跨界”和“戏歌”的行列，而“中国风”的歌曲是既有欧美流行音乐R＆B、说唱、民谣等风格为依托，又有中国古典韵律之美，将中西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这样的解构方式和音乐自信使“中国风”的基调、风格模式得以确立，将传统文化全新表达出来，形成了审美取向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