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法律文明语境下，德治思想不仅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停留于历代思想家、统治者的精神层面，更转化为一种可操作化的社会实践，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德治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综合来看，古代德治主要有两种实践方式，一是将德治思想适用于法律纠纷的解决，包括基层司法审判和纠纷调解；二是将德治当作一种治国方略和治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治理、管理、统治、管制、规制”的实操价值。通过这些实践方式使得传统德治思想在中华大地上落了地、生了根，是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弥足珍贵之处，值得我们细细探究。

（一）德治思想指导法律纠纷解决，实现文明社会德法兼施

法律纠纷的解决包括基层司法审判与纠纷调解两个方面。首先，在基层司法审判领域，蕴含德治思想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必然导致地方州县官的司法审判过程，也是实践德治的过程。通过研究古代判词可以发现，地方官员审理案件会以道德伦理为断案标准，判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道德感化和宣教色彩。在宋代著名的判词集录《名公书判清明集》的“人伦门”中，道德劝化的语句随处可见。举一例证之，主审官胡石壁在审判一起与母亲兄姑争财的案件中，其判词极尽教化之情：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

这是一道典型的充满道德教化色彩的判词，言辞恳切，发人自省，明刑弼教的作用不言而喻。

除了不孝父母、不敬尊长等直接破坏伦理秩序的案件外，一些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判词也体现了审判官的德治思想。例如，在宋代一起房屋典赎纠纷中，审判官认为典卖的地块里有一座祖坟，“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庶几法意人情，两不相碍”。出于对伦理人情的考量，这块典卖之地因其中有一块祖坟，而被允许赎回。《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军兵类别下辑录了一起士兵因奔母丧，私自逃脱、不告而归的案件，审判官认为“古之孝子，行役则瞻望母，出使则思将母……以情宥之矣。”审判官因孝道观念，宽宥了该士兵私自逃脱的罪行。可见，古代地方官们在断案时援情说理、寓教于判，审判的目的不仅是惩罚犯罪、协调利益，更重在激发人性、实践德治。

另外，从基层司法审判的方式看，州县长官裁断是非、定罪判案的过程，也是一场道德教化运动；审判案件的衙门既是司法审判场所，更是道德教育场所。譬如，古代衙门公开审判、宣读张挂罪名罪状、公开行刑等方式，都是一种教化手段，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正如清代知县汪辉祖指出：“内衙听讼止能平两造之争，无以耸旁观之听；大堂则堂下伫立而观者不下数百人，止判一事，而事之相类者为是为非，皆可引伸而旁达焉。未讼者可诫，已讼者可息……未受挞者潜或黜化。”古代州县官利用审判惩处犯人的机会进行宣教，以期肃清不良风气，倡行教化，达到无讼状态。这种对无讼状态的一贯追求，其实是一种高道德水准的理想化状态，体现了古人对德治社会的向往。

古代德治除了通过基层司法审判中这种实践方式之外，还与基层纠纷调解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道德伦理观念是基层调解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德治的内涵包括针对一人一事的公平合理，这点通过基层纠纷调解得以实现。调解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尽量通过谈判方式解决矛盾，避免启动司法诉讼程序。调解模式在古代社会应用非常广泛，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占据极大比例。可以推测，中国传统社会通过调解化解的纠纷数量，远远超过官府司法档案中记载的案件受理和审判数量。

统治者们将调解纠纷作为基层官吏的一项重要职责，列入他们的工作范围。例如，秦汉县级以下的“三老”、乡啬夫，唐代的乡正、里正、村正，明代的里长、老人，以及清代的约正、保长等人，都是由官方设置或确认的调解人员。在一些特殊时期，这种基层官吏调解甚至成为诉讼前置的必经程序，比如明代规定，基层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在诉至官府之前，必须先经过当地里长老人调解，不服调解结果才能启动官方诉讼程序。除了由官方赋予的调解职能外，还有更多的调解通过民间力量主持，例如在家族内部，由家长、族长出面调解，超出家族范围的纠纷则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士绅、中间人进行调解。

即使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将案件诉至官府，州县长官在接到诉状后或在审判案件过程中，仍然希望通过调解解决。以清代为例，一种方式是官府直接调解，案件主审官亲自现身说法，用道德伦理去规劝和教育当事人，希望当事人因感化而息讼；另一种方式是官批民调，即州县长官在接到诉状后，将案件发回乡里重新调解，或是官府审判与乡里调解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