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甲午之战的半个世纪中，译为中文的日文书寥寥无几，可考者仅十数种，且相当一部分由日人译为中文。据谭汝谦先生统计，1868年至1895年的二十多年间，中译日书仅有8种，其中总类1种，宗教1种，应用科学2种，社会科学1种，世界史地2种，语文1种。

甲午战后形势剧变，士绅迫切要求取法东瀛，富国强兵。战事甫竣，总理衙门即奏请速开官书局，“选刻中西各国各种图籍，任人纵观，随时购买，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扩见闻。”京师同文馆亦于1896年添设东文馆以培养日文翻译人才。康梁等维新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明确所译书刊以日文为主，西文为辅。先译法政类书籍，而工艺类书籍次之。维新领袖康有为即认为日文起源于汉文，相差不大，由于日本已经尽译西书中之精华，中国可以加以利用……使聪敏士人学习日文，数月可以通晓，然后可译所有日书。由此可见维新人士希冀速译日书以传播西学，改变国人智识不通的宏愿，但其严重低估了日文学习的难度与文化传播的长期艰巨性。

这一时期国内翻译日文书籍成果丰硕者首推罗振玉。1897年罗氏在上海创“农学社”，并设“农报馆”以出版《农学报》，最初是半月刊，后改为旬刊，专载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人翻译的日文农业书籍。同年于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培养翻译人才，国学大师王国维亦尝就学于此。

二十世纪初科举废除后，负笈留学成为士绅学子进阶仕途的终南捷径，加之清廷对学有所成者予以出身奖励，留日学生数量剧增。时日本学人青柳笃曾生动描绘中国学子北自津门，南至淞沪乘舟蜂拥来日就学的盛况。在学习课程之余，留学生创立翻译团体，发行刊物，大量翻译日文书刊行销国内以飨国民，尤以《译书汇编》与《游学译编》影响为大。

1900年冬在日本东京创办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最早创立的翻译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来自留日学生中最早的进步团体励志会。社长戢翼翚即为最早官派的13名留日学生之一，其在《译书汇编发行之趣意》中宣称，“我国维新先于日本者几三十年，一则若断若续，一则一往直前，推原其故，未始非‘学理’解否之别也。”表明彼对于中日维新事业成败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是否一以贯之吸收西方政治学说并予以实践的新高度，且审时度势，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了“今则时机之不可再逸也，覆辙之不可重蹈也”的判断。针对“巡回有其人，游览有其人，惟言学理之书尚稀若晨星”的现状，表示“同人者负笈他邦，输入文明，义不容辞。课程余阴，勉力从事，爰将欧美日本学理最新之书有关于行政理财者，汇辑成编，饷遗海内。”

《译书汇编》最初“以欧美日本之政治法律为主，尤侧重于外交、财政、警察等类。”该刊始并不分栏，自第2卷第9期起改变体例，分为政治法律类、经济书类、历史书类、哲学书类、教育书类、语学书类等，且在《改正体例告白》中表示要“取他人之思想，而以吾人之思想融会贯通之”，且“以同人数年研究之心得，借本编以发表之。”

《译书汇编》1901年第7期上登载的《已译待刊书目录》，有一批根据日文译本翻译的西方著作。如英国斯宾塞斯的《政治进化论》、《社会平权论》、《教育论》，德国伯伦知理的《政党论》，法国鲍罗的《今世国家论》、美国勃拉司的《平民政治》等书。上述目录中共有书籍34种，其中军事类3种，传记类1种，政治类10种，教育类3种，哲学类1种，社会学类1种，法律类3种，历史类7种，新闻类1种，其他4种，由此可见其翻译范围之广与种类之多。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及《万法公理》（即《论法的精神》）的最早中译本也是由励志社成员根据日译本翻译后在《译书汇编》上连载刊登的，后《译书汇编》更名为《法政学报》，转向以登载国内学者的法政论文为主。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盛赞《译书汇编》为留学界杂志之鼻祖，各省学生办报之风与青年思想的巨大进步，其首倡之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