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宪政思想传播与实践

清末科举制废除后，士子们昔日缘夤而上的阶梯立时塌陷，但更多的士绅已提前嗅到了危机的到来。他们或官费或自费赴日留学，以为今后入仕的终南捷径。由于他们负笈留学时多已年龄偏大，攻读理化专业势必要从头学起，而修读法政专业，可为日后从政储备知识，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无形中转变为学习优势，故留日学生中已习法政科者居多。

学习法政的过程中必然要阅读大量书籍，接触众多西方政治思想。法政科留学生“因文字之便利，朝受课程于讲室，夕即侈译，以饷祖国”，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宪政思想在国内的早期传播与实践。

时清末新政改革官制，修订律法，选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时社会上“宪政”气息浓郁。加之各级审判厅、地方自治机构、各地法政学堂等巨大法政人才缺口为留日归来的法政科士子提供了借机施展的舞台。许多留日学生希冀通过译介法政书报来宣传法政思想，普及法政知识，以至为清廷“建言献策”，一时间法政书刊译本蔚然成风。

在众多译介法政书籍的刊物中，1906年创办于日本东京的《法政杂志》以“法政”命名，主要翻译登载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迁回国内后与北洋官报总局所办官报合并，改名为《北京法政学报》。创始人张一鹏在发刊号上《法治杂志之趣旨》中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强调道德理教的教化而忽视宪典的作用，而前者只可约束贤者，对于不法之徒则收效甚微，且历朝宪典因人而异，稳定性差。欧美等国以法治国而得以雄踞天下，相较之下的中国在竞争中则会一败涂地，因此当务之急便是普及法政思想。为配合清政府仿行立宪与司法改革，该刊大量译介西方资本阶级政治学说与法律制度，如美国学者伯吉斯的《政治学》，日本学者的《论立宪制下之三大政治》、《论宪法及内阁制》、《立宪政治之妙用》、《欧洲诸国先行法典施行年代表》与《法典论》。除翻译国外经典著作外，《法政杂志》还转载日文报刊中涉华时论，借以揭露日人侵华野心并警醒国人。

除作为宣传载体外，更多译本起到了宪政实践操作手册的作用。法政速成科学生将所学讲义直接应用于清末宪政实践工作中，或指导司法改革、地方审判厅建设、监狱改良，或改进中式传统簿记、修订税则、经理国库。更有留日法政科学生将所译讲义作为手册分发众议员，用以指导资政院与地方谘议局工作，大量译本地广泛传播对清末宪政进程功不可没。

（二）对文教事业的促进推动中译日书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促进中国文教事业的近代化，如大批新式学堂教科书即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甚至“教科书”一词也来源于日文。近代印刷出版业进步与汉语词汇的丰富完善，同样与中译日书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

1.日文教科书的大规模译介

1903年学部奏定“癸卯学制”后，各地新式学堂陆续创建，亟需大批教科书，而旧有书籍多由欧美教会学校传教士所编，门类不全外加之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国人理解困难。而日本与中国文化背景相近，语言文字差异较小，且对西方著作已经做了很好的消化吸收。时任出洋学生总监督的夏偕复即认为中国在初始阶段可以选取日本教科书作为发行底稿，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变通。因此大量翻译推广日文教科书成为时人首选，留学生再次成为译介主力。

当时的旅日留学生刊物大多定期刊载教学相关内容或刊布新书广告，如《游学译编》陆续出版了大批中小学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伦理、万国历史、万国地理、天文学、理财学、算学等均有登载。此外教科书市场巨额的利润诱惑也使得国内出版社急欲分羹，商务印书馆、光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等名门大社纷纷承揽了印刷出版教科书相关业务。日文教科书的大规模译介出版满足了广大学子的求知需求的同时，亦有力推动了国内自然、社会科学分野与近代学堂教育的制度化。

2.书籍印刷装订的改良

明清时期书籍普遍采用线装形式，乃至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益智会、广学会所出版的书刊，均采用此单面印刷后对折装订的传统方式。然而戢翼翚等人创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头刊即以洋式印刷装订亮相，此举在国人所办刊物中尚属首次。

这一时期，译书汇编社出版的大量书籍在日本初次印刷时采用洋装本，而为适应国内习惯再版时，却仍旧采用旧装本方式。如吴汝纶的《东游从录》，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两种杂志，体现了这一时期新旧交替的特点。1902年8月，上海《新世界杂志》创刊，成为中国人在国内印制的第一份洋装本刊物。

当时国内众多出版社为增强自身竞争力，纷纷延请日本技师，购进日式印刷设备，引进先进纸型铸铅版、照相铜锌版、柯罗版等印刷技术。在印制留日学生编译的中小学教科书时，尝试使用横排印刷，以彩图印制封面以及内页摄影照片作为插图。

以中译日书为载体的洋式印刷装订，不仅提升了书刊质量，节约了纸张，降低了成本，而且减少了储存空间，增强了书籍美感，便利了读者阅读，有力推动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