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学者的研究

围绕礼物交换，日本学者也展开了多元的讨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从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展开。伊藤干治从民俗学的角度通过对日本近代以后农村、城市习俗的考察，认为日本人的赠答可以分为“共时交换”和“通时交换”。共时交换是指祭祀中的食物交换以及中元、岁末等相对短时期内的赠礼与还礼。与此相对，通时交换指婚礼上的礼金与还礼、葬礼上的送香典与返香典这种时间较长的赠礼与还礼。同时伊藤干治指出，日本人的赠答习俗中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通过食物进行赠答；第二，赠答遵循“均衡原理”；第三，日本还保留收到别人的礼物后，马上送给对方一点小礼物的习俗，这表示：已收到礼物，他日会进行还礼。有人将返还的小礼物比作收据。

崎宽德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江户时代的赠答文化。在《鹰与将军――德川社会的赠答体制》中，崎宽德依据彦根藩井伊家及弘前藩津轻家的大名家文书、御鹰挂若年寄及鹰匠同心的日记考察江户时代的赠答特征以及鹰作为礼物所具有的功能。作者认为，鹰及捕鹰是权威的象征，也是统治大名的手段。家康频繁地进行捕鹰、鹰的献上下赐、宴会等，也表明了其对幕府创始者的憧憬。

在研究角度上，可以举出赠答概念、赠答原理等方面的研究。别府春海利用文化概念群的方法对赠答进行分类，将年中行事、冠婚葬祭与日常生活中的赠答分为公/私、义理/人情、场面话/真心话，并指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上述分类已不能涵盖所有的赠答模式，需要进一步分析赠答的多样性。

南博从心理学的角度解析日本人的赠答特点。南博在《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中认为，日本人的赠礼和回礼同交换名片一样具有相互确认地位的机能，不回赠本身也被人看作一种问候，比如地位高的人接到下属的礼物，未必需要回礼。这时，表面上看好像只单方面赠礼，实际上可以看作既有赠也有答。这样的赠答，作为确认赠方和受方微妙的地位的方法，受到重视。

在众多关于赠答的研究中，目前日本学界对中世日本人赠答模式的研究极少，据笔者的查阅，关于中世的赠答研究仅有两部专著以及一篇学术论文。

盛本昌宏在《赠答与中世的宴会》中采用民俗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对中世的赠答及宴会的特点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具有往来关系的人频繁地赠送礼物，不仅是年中行事等特殊时期，日常生活中赠答也极其盛行。中世，人们利用赠答时的物品维持生活。例如，地方官员将鲸鱼作为贡品赠给信长及北条氏，信长和北条氏会再分给下属。

樱井英治的《赠与的历史学――仪礼与经济之间》是中世赠答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通过中世公家日记《天文日记》《看闻日记》等，从经济学的角度、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赠与与税、赠与与经济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中世赠与的特点。作者认为，中世之人频繁地进行赠与，如果对方赠与时不懂礼数会马上指出或者通过不回礼表示自己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并不会涉及对方的人品，即只要对方改正就马上可以恢复良好的关系。反之，如果对对方的赠礼非常满意，也并不会就此对对方怀有感激之情。作者认为这是中世人赠与的非人格性所造成的。赠与是一种定型化的行动模式，具有非人格性的特点。中世之人在赠与时重视“相当”原则，即交换相同数量的相同物品。

2.中国学者的研究

孙欣欣在《从赠答看日本人之心――对日本人赠答行为的考察》中认为，日本人的还礼的特点是及时性和对称性，为了不感到心理负担，日本人迅速地还礼并尽量赠送与收到的礼物相当的礼物。 刘清扬在《浅析日本的赠答文化》中简单地介绍了日本赠答时的礼物特点及赠送礼品时重视包装的特色；而且日本人接受礼物后一定要还礼，这是因为“义理”意识贯穿于日本人的行为之中。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多重视从回赠角度考察礼物交换，进而提出互惠这一重要概念。而中国是人情社会，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人们要通过礼物交换维系关系。因此中国学者更注重从社会关系角度考察礼物交换的作用。日本学者的研究多从赠答的次数、礼品的选择、包装上进行分析，凸显了日本赠答中的定型化特征。关于赠答原则，多从心理因素、义理这个角度进行说明。关于中世的赠答研究认为，食物的赠答特征较为突出，交换时遵循均衡原则。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以《看闻日记》《满济准后日记》为文本，以心理文化学为研究工具分析中世的食物赠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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