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以来，周恩来也一直在寻找可以代表中国的节目形式。1962年，在得知正在拍摄，《东方舞集锦》中的中国舞蹈是“弓步”和“红绸舞”时，周恩来表示抗议这个节目的入选：“这个节目则能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东方？难道只有这个节目才能代表我们国家？”他希望要能有创作出有质量高并且有代表性的歌舞节目。

开国初期看看大秧歌，像《人民公社庆丰收》这类歌舞，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这个舞像个大杂烩，太乱了，艺术表现很不统一，没有艺术性，风格也不高，比较单调。这个舞可能是从内容出发，但是，内容总要有一个完整的形式来表达。许多民族舞蹈在这个节目里都没有很好的表现，不突出，不鲜明。蒙古舞应跳出蒙古味来，新疆舞应把最好的特点表现出来，驴子可上，但也要有特点。这个舞是退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了。应该编一个质量高的包括各民族歌舞的大节目，现在这个样子不行。

在创作的内容上，革命内容是周恩来所提倡的：“我们的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生活搞好，不革命就不能改善生活。因此，革命是第一位的。（文艺创作）必须首先想到革命，想到国家的事情，集体的事情。”他相信“革命必胜”可以给文艺创作带来精神力量，产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东方红》排演之前，不得不提《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1）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1964）这两台节目，二者也是在舞台上艺术呈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一向被看作是《东方红》的前身与雏形。《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选择了从秋收起义到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中流传广、有代表性的革命歌曲，通过这些歌曲将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以歌为主，以舞说歌。“客串导演”刘亚楼的希望创作一些鼓舞人心的节目换掉那些不痛不痒、有气无力的歌或者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公演以后引起了轰动，当时国内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种艺术表演名称，究竟应该将它归于哪一类剧种，因为称它为歌剧、舞剧、歌舞剧或是大合唱都不确切。个别专家甚至揶揄道：“说它是戏吧，又不是戏。说它不是戏吧，里头还有几个人物，有一点情节。叫什么剧？四不像！”正是这种被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表演形式，后来演变成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客观而言，《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还只是表演唱，并没有舞蹈，并且内容不完整，有好多东西没有。1963年，上海市委要求沿袭《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思路，让文艺部门编排一个规模较之于前者来说更大一些的节目，也就是1964年5月23日首演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作品涉及的历史阶段更全，是一部体现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为《东方红》的创排提供的可参考的地方更多。但在周恩来看来，仍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例如：“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井冈山了，这个太突然了。”“晚会没有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基础上，《东方红》创作组对内容和形式进行重新编排和组织，由周恩来亲自把关，最后形成的《东方红》不仅“完整地”呈现了中国革命，并且在历史逻辑和艺术规律的表现上也更为恰当，也更适合用作庆祝国庆。从《东方红》的上映到后来被拍成电影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东方红》是满意的，不仅仅只是因为这部作品显而易见的艺术性，作为代际间传递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载体，《东方红》传递给观众的英雄形象和革命精神增加了人民战胜困难的决心，对于刚刚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人民群众而言，有着极大的鼓舞，起到了“新民”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东方红》对中国革命的呈现，唤起和恢复了人民群众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的信任记忆，巩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因此，《东方红》作为区别于当时其他艺术作品的经典之作存续于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

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东方红》，名为音乐舞蹈史诗，必然有着史诗的形态。史诗与革命的亲密关系是天然的，中世纪史诗较多描述民族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战争，讴歌的是集体英雄，并且强调：“任何民族、国家在为获得民族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必然避免不了血腥，战争一定伴随着人类生命的付出。”
《东方红》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战争史，亦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解放和民族自决的过程。因此，史诗无疑是中国革命叙事的首选方式，而音乐、舞蹈、朗诵、表演唱等艺术形式让中国革命的史诗得以在舞台上呈现。

除了开篇舞“葵花向太阳”以外，原本共有八场。从叙事的逻辑来看，序曲“葵花向太阳”是中国革命叙事的完结曲，以倒叙形式展开，第一时间阐释了《东方红》叙事的旨归。葵花向太阳是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以此作为中国革命叙事的开场，呈现的是中国革命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经历过中国革命，与新中国诞生相伴一路的人，在这国庆之际，一到人民大会堂，看到葵花向阳，就被吸引住了。”太阳、东方的红日也都象征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敢叫黑地换红天”的精神。随后的篇章以第三人称的朗诵回忆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者通过朗诵无时不在作品中出现，或作为叙事的材料提供者、担保者和组织者，或作为分析评论家、修辞家和“隐喻”的制造。每一场几乎都由信息量最大的场景组成，高度模仿了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场景，随后的场幕在总体上符合叙事的时间顺序，也存在着细节上的预叙和倒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