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阅读网站与女频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标榜的是“女性写作”，它在“第三空间”与“社区”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彰显的是“女性的”文学的力量。正如孟悦、戴锦华一样，强调“女性写作”或“女作家写作”在进行话语言说与张扬主体意义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女性写作与其说是运用话语，不如说是改装或改写话语，是将现成语言、现成观念、现成叙事模式改装得不那么规范，以便适于女性使用。”在这里“女性/女作家写作”负载着更多的意义和沉重的内涵，它超越了文学上升到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兼具自我拯救、破坏旧制、实现话语转化与表达的文化行为。

女性频道和女性阅读网站主要以女性作家为主，以迎合女性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倾向与精神内质为主要创作目标，因而女性作家有着鲜明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否则接受群体与创作方向定位的不清晰将会导致文本在接受方面的失败。女性作家明确的性别自认表现为女性的自觉，即女性意识；但正如戴锦华指出的，80年代后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时期女作家都相继明确地拒绝自身的性别身份与作品及写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戴锦华认为虽然这种行为表明的是女作家们“对女性——永远的‘第二性’身份的否定”，但也不乏是一种“不曾明言的性别歧视与双重标准的明证：申明或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便意味着对某种弱者或劣势地位的认可”，而这种刻意的声明与距离的划分虽是一种对传统女性“他者”身份的反抗，但也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否认女性自我特征、遮蔽女性性别身份的逃避行为；这造成了女性作家在作品的书写与表达方面遭遇的困境，她们在创作中刻意回避女性性别身份，并将女性在人性、社会、历史中的遭遇与深切体验安置在男性身上，在追求与表达“人”的解放与深度时忽视了女性的独特性与自我境遇。女作家的写作常借助“性别假面以呈现自己同样沉重、繁复的社会自我、历史记忆经验”，这使女性写作也陷入到一种“花木兰式境遇”之中，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强化了男性形象的社会意蕴与个体深度，但另一方面使女性自我表达与写作变得更加单薄。在网络文学时代，网络女性创作者虽在真实姓名与身份上进行匿名，但却毫不避讳“女性”身份，且试图通过性别话语彰显女性鲜明的“主体”意识，展现女性话语特征与言说方式；她们在自己的“自留地”中肆意书写女性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并通过对小说类型和主题的革新展现出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抵抗、对传统性别体制的颠覆以及对女性自我赋权的争取，如女尊文对“女尊男卑”世界的建构、耽美文对男性形象的重塑、种田文对古代女子生存境遇的书写等都展现了女性创作群体的努力与自觉，以此实现女性在网络空间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语建构。

徐坤在《因为沉默太久》中对女性文学有过论述：“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挣得一份说话的权力，当整个历史和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懦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间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雨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闷与渴望，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甚至自焚的举动来挣得一份属于她们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这不啻于是锲入男性力比多浮躁中的一剂败火的清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网络女性小说以受众群体和内容取向为界定标准，但创作主体基本都为女性（男性作家比例很小），因而网络女性小说在这一点上也同传统、主流的女性文学一样，其最直观的表现是女性创作主体的身份与写作行为本身便已构成的对传统禁令的僭越，网络女性小说如此庞大的女性创作群体的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反叛与变革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