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肇始便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中国翻译起源于对佛经的翻译，古代译经师，如安世高、支谦等，都讲究“格义”，即“以华格梵”。所谓“格义”，就是将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与佛教观念相比附，以满足于中国的受众。然而，此处所说的“格义”并不是简单的以中国传统思想改造佛经，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格义”。道安强调“案本而传”，应尊重佛经的异质性，不能在翻译时扭曲原意，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释慧皎1992:195)，进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译”的翻译原则。汤用彤(2011:134)评价道:“格义用意，固在融会中国思想于外来思想之中，此则道安诸贤者，不但不非议，且常躬自蹈之.”这种更高层次上的“格义”让佛经得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得益于此，才有了后来鸠摩罗什“依实出华”和玄奘的“圆满调和”，佛教也随着这更加完备的翻译策略、思想而愈发成熟，虽脱胎于印度，但通过翻译的嫁接，也在中国自成一派，禅宗便是一例。“中化”的佛学思想影响深远，在此后的宋明理学中也有所体现，其中许多经典佛经译本甚至通过回译的方式，反过来影响了印度的传统佛学。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两种佛教思想之间的相互传播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16世纪至17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众多传教士来华传教，再次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而这也在翻译思想、内容题材上有所体现，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与西方传教士展开合作，以合译的方式创作出了大量经典，这掀起了一阵科技翻译的高潮，推动了上层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翻译界也随之发生了一次锐变。

清末民初，百废待兴，思想解放，文化井喷，以严复、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强调翻译之桥梁作用，怀着民族忧患意识，以翻译为武器，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等西方著作，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佳人奇遇》等小说经典，运用大量创造性翻译改写，以翻译求民族觉醒、文化复兴。

纵观中华民族翻译史，文化典籍翻译对中国近代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要想对外宣扬中国文化，或者将外文精华化为己用，推动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建设，就必须进行文化典籍的翻译，将我国传统经典的意义赋予外国文字，同时“归化”处理外国名篇，形成有益于自身文化发展的反作用。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提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从中不难看出，文明、文化作为主导世界走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亟需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