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笑敢为指导中国哲学研究，提出了“反向格义”这一概念，他指出：“反向格义”就是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术语。将这一概念引入翻译领域，即搬用西方成套的翻译思想、理论来定义和翻译中国文化典籍之术语。然而，这要求译者必须把握好“反向格义”的“度”，一旦有所超出，就难免会造成枘凿不合的情况。

以汉学家理雅各（Legge）为例，他在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如《论语》、《中庸》等）时，常融入基督教色彩，以这种近似于“反向格义”的方式，满足了西方受众的阅读审美，然而，却扭曲了中国文化典籍中术语的表达和呈现。以其在《论语》中的翻译为例，理雅各将《论语》中的“天”译成“Heaven”,《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第四版）第755页中，“Heaven”一词的解释为“PLACE OF GOD: the place where God is believed to live and where good people are believed to go when they die.”,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扭曲了儒家中“天”的内涵，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将中国古典哲学的“天”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和自然之天，此处孔子所指的“天”应为主宰之天，并不等同于西方世界的“上帝”，对译为“Heaven”，虽然有出于迎合西方受众的考量，但是这种过度的归化诠释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趋向于简单化、碎片化，有失偏颇。

以我国著名学者辜鸿铭为例，辜鸿铭是我国著名爱国主义翻译家，致力于翻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当时，为了让中国文化典籍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辜氏翻译中也难免要做出让步，稍显失真。辜氏的《论语》译本中将“天”译为“God”，对此，他有着自己的解释：此处的“God”所指的不是西方宗教中的人格神，而是指“宇宙秩序”，是固有的、最高的、普遍的、根本的“宇宙真理”（辜鸿铭，2013：234），然而，理雅各却在译名之争中同样将“God”界定为西方的“上帝”，在他看来，西方的“上帝”与中国的“帝”是相同的，基督教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甚至是相通的。因此，辜鸿铭将“天”译为“God”固然可以很好地迎合受众，但却始终没有将中国文化典籍中“天”的意象表达出来，混淆了概念。

两种异质文化交融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以西译中”、“以中译西”是一种权宜之策，以佛经翻译为例，佛教传入中国所用“格义”严格来说就是一种“以中译西”，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这就证明，这种翻译方式、思想本身是具有指导、借鉴意义的。然而，若过度“以西译中”（上文所述“反向格义”）或者“以中以西”（包括“格义”），就难免断章取义，将博大精深的中外文化典籍简单化、平面化，不利于文化传播。因此，当代译者身负使命，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