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儒家文化来说，它创立了中国经世哲学思想的基础。儒家文化讲究经世致用，围绕出世与入世进行讨论，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主张。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用诗歌、礼法和音乐去教育和熏陶年轻人，使他们成为济世之才，所谓“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儒家提出：不论在生活中还是艺术上，都要以中和的、温柔敦厚的风格为普遍的规范。即使后世儒学开创了以肩担道义、普济天下、救溺苍生为标准的另一种规范，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比温柔敦厚多了一些沉郁悲凉，显示出一种严肃的使命感，但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

儒家的经世哲学要求上合天意，下依地德，以忠、孝、友、悌为安身立命之本，以“仁”为核心陶冶心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样的经世哲学影响下，诗歌和音乐是最合适的内心表达方式。尽管如此，也必须注意分寸，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儒家批评郑卫之音，就是因为“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所以，在儒家的观点看来，戏剧之情节冲突、情感宣泄以及娱乐目的都是感于物而过了头（“淫”），是人欲的泛滥。因此，戏剧的本质与儒家哲学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在儒家哲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戏剧很难有自己发展的空间。

我们绝不能简单的低估这样的影响，即使在戏剧艺术已经高度发达了的明清时期，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山西长治重修崔府君庙，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开始，重修工程一直延续了四十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方告竣工。其间三十六家社首相继亡故，竣工时只剩下二人。为了这样一次浩大的重修工程，当地人延请时任河南裕州知府的老乡李尚实撰写碑文。面对家乡百姓的请求和耗时久远重建的崔府君庙，以及高大宏伟的过路式山门戏楼，李尚实这样写到：



况如府君治迹昭昭，非它淫祠比之哉。三十六家领其宗，郡高义施舍协其成。鬯神体，埤皇化，功不伟哉？虽然，二三耆旧推长年一人为祭酒，立摈赞，正仪注史，纪善纠过，岁时幅巾白帢，率里父老子弟祼献升歌，黜去侏儒俳优媟亵之戏，诸配飨附祠无当者，稍汰正焉，则尤纯乎尊府君矣。



显然，他作为儒家礼教的绝对拥护者，尽管对建庙之事倍加赞赏，但是却不同意在神庙祭礼中用俗乐献艺，而且对戏剧评价也很低，希望恢复古礼，罢黜“侏儒俳优媟亵之戏”，而代之以“幅巾白帢”，行“祼献升歌”之礼。从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碑文作者李尚实知道，该庙日常的祭礼献艺本来就是用戏剧的，而古礼早已被废弃，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到了清代，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山西省平定县娘子关关楼有关帝庙一座，据现存《关圣庙碑记》记载，庙中戏楼创建于清康熙十年（1671），乾隆年间重修戏楼时，请当地儒生撰写碑文。一篇《重修戏楼碑记》透露出的信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至于立庙祭祀，焚香祷祝，祈福免灾，献戏酬神之说，此又时俗所尚，非吾儒之敢言。独是因戏建楼，楼为戏设，是戏也，胡为乎来哉？盖自霓裳曲奏，而梨园子弟遂兴，后世之舞袖翩跹，歌喉婉转者，更不可胜道。然以此敬神，吾不知神果聆其节奏，听其和平□否耶？即曰祭祀，必奏乐，而俳优侏儒扰杂子女，乐终不可以语。况关圣正气参天，必不乐夫百般狐媚；丹心贯日，岂留神于一曲阳春！



从碑文可以知道，作者是一个儒家传统礼仪制度的维护者和坚守者。在他生活的时代，神庙演剧早已成为风尚，甚至到了国家都不予干涉的地步。但他固执地认为：神庙祭祀应该用古乐，而戏曲作为俗乐，只能是“俳优侏儒扰杂子女”，不仅与儒家的经世哲学不合，而且是败坏人心的东西，本来就应该禁绝，因此对神庙演剧大加贬斥，认为是“时俗所尚”，并非古法。

儒家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长久以来植根于士子的心中，而这些奉儒家哲学为圭臬的读书人，在历史长河中基本上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传承者与坚守者，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戏剧很难找到自身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