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区域性异族统治，但这样的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元代却是一个例外。

首先，从空间看，元代的疆域之大，囊括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所浸染的所有空间，因此，其异族文化的影响遍及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其次，从时间看，元代的统治长达一个世纪，有足够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中国传统文化。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说：


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


颜伟博士通过对山西泽州地区这一时期人口、村社文化与神庙剧场的大量实证研究，认为“金代曾拥有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户的泽州地区，在蒙古灭金后的1235年，仅有九百七十三户，1242年，再行括补阙漏，也只有一千八百一十三户，减少了几乎97%”，“兵兴以来，俗狃于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勇苦怯，怙终自若。当是时也，未有不嗜杀人者”。“其间85年，泽州地区神庙剧场无建迹。”“纵向比较，还是可以看到金元之际神庙剧场近一个世纪的巨大断层。”

上文谈到，读书人基本上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传承者与坚守者。正是他们，在政权的交替与更迭中，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这种维护，是需要条件的，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统治集团的监督与批评，在这方面，其话语权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走向。二是对普通民众的教化与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入元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读书人丧失了进入仕途的有效通道，从而话语权也随之被剥夺。元史专家姚大力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引用了大量文献对元代社会文人境遇进行了分析：元初，战乱引起的民生凋敝严重影响了儒者的正常生活，士子竟然很难得到书籍。郑元佑记载：“时北南阻修，国家起朔漠，戡金定中国，书籍经丧乱，其得见者盖甚寡。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在这样一种儒家经世文化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元代选拔官员却背弃了隋唐以后一直遵行的科举制度，而是采取了由吏入仕的办法，甚至早早开始了卖官鬻爵：“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读书人参与国家治理的优越地位和美好希望被彻底粉碎。尽管仁宗恢复了开科取士，但是并没有真正改变元朝的铨选制度，按照元人姚燧的说法，元代中叶由宿卫、儒者、吏职入流为官的比例大概是10:5:85，儒者仅占其中的二十分之一。到元代后期，仍然是“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或以科举，或以保荐。”

这些读书人基本上失去了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资格，他们所负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统治集团来说也只具有象征意义。这样的现实反过来使一些读书人对他们信奉的儒家哲学产生了怀疑，从而走上了放浪形骸之路，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写照。

当异质文化相遇，必然存在着冲突与融合，在这种碰撞中，或融合大于冲突，欠发达文化向发达文化学习并被同化，进而培育出建立在发达文化基础之上的另一种新文化形态；或冲突大于融合，发达文化被阉割，进而被消解，欠发达文化取而代之。前者如古罗马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而元蒙草原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的毁灭恰恰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随着传统文化载体的消亡，儒道文化也必然断裂。代之而起的，是完全异质但又随政权强势推行的草原文化。当这种文化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出于对强权的畏惧，百姓会逐渐从顺从再到适应并最终认同这种官方文化。比如元代语体文的推广，比如萨满教与其它宗教形态的流行，比如民族艺术形态的引入，以及种种民俗风尚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读书人的地位急遽堕入社会底层，他们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被妖魔化而被百姓逐渐舍弃或遗忘。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念以及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形态就得到了那张可以迅速成长的温床。中国戏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了起来，很快便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并进入宫廷，成为有元一代最成功的艺术形态。

当然，戏剧的成熟，还需要很多的具体条件，比如经济发展、音乐制度、创作团队、演出场所、观众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制约戏剧发展的终极原因，我们只有找到那个本质原因，才能正确解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