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引入德治与法治，通过三者的有效结合构建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并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而村居作为乡村的最小组成单元，决定乡村治理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与村庄社会互动形成的村民自我管理的一种特殊工具，村居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农村的协调发展，其理论基础是村民自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代表管理村内公共事务，实现村事务的自我管理，同时形成农民与农村基层干部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从农村基层干部角度分析，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其受村民委托行使管理农村的公共事务的权利，同时对村民以及村内公共事务负责。但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各类资金、项目大量进入农村，农村公共事务变得复杂多样，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村干部的职能逐渐由向村民负责转变为向上级县乡政府负责，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渐虚化，其受托责任也相应落空。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理论强调治理过程中必须要有权力的制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尽管村干部职务和权力相对较小，但在村中有绝对大的权力，村两委一言堂现象普遍存在；村两委干部兼任村监会、财务监督负责人，村居政治与经济形成共同体，陷入自身难以监督自身的窘境，加上村民自身监督意识薄弱，村居监督机制出现协同性和经常性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