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在《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条中提出将风格分为十九种，并将其分为两个类：“体德内蕴”类，即偏重于诗中所抒发的思想情志之性质，包括“高”“逸”“忠”“节”“志”“气”“德”“诫”“闲”“达”“悲”“怨”等；“风律外彰”类，即偏重于诗的艺术表现之格调，包括“情”“思”“意”“力”等。同时，皎然认为，诗人的创作除了具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风格，有时是几种风格兼具的。皎然在评价谢灵运的诗歌时，认为其诗“风流自然”，同时又在“对句不对句”一条中强调“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1]57可见皎然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于“自然”，而不可有刀削斧凿的痕迹。皎然诗论中的风格论研究主要包括“辩体有一十九字”“自然”两个方面，以下分论之。（一）“辩体有一十九字”

关于“辩体有一十九字”的研究有两大类，一种是选取其中某一个或几个风格类进行分析，另一种是对十九种风格的全面分析。前者相关论文如滕小艳的《皎然诗学“高”论的重构》中分析了“高”的具体内涵，包括“情”与“气”两个方面，“皎然“高”体，是“风韵朗畅”之高，意蕴高远、境界旷达的审美状态，他笔下的情是高旷之情，是超越自我的情怀；气是充沛之气，将诗的境界提升到“俯视全局”的姿态。”这两方面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中和、中观之美，即意蕴深远而不奥，意境壮阔而不烈”[]的艺术境界。后者如马岩在《论皎然诗学的审美建树》一文中从整体出发将这十九字分为两类，认为皎然“用‘贞、忠、节、志、德、诚、悲、怨、意’九字来证明诗之所以为‘六经之菁英’的内容特征；用‘高、逸、气、情、思、闲、达、力、静、远’十字，来阐释诗之所以为‘众妙之华实’的表现特征。”[]再如，陈金泽、毕万忱在《荟萃前人滥觞后世——论皎然的诗歌艺术思想》一文中认为皎然对于诗体的辨析从内容和体例上对前人有所吸收，但皎然对于风格的界定是兼顾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

就此方面的研究现状而言，关于“辩体有一十九字”的整体研究多与皎然诗论中的其他概念相结合，能够深入辩证这十九种风格之间的关系，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诗论思想。但关于“辩体有一十九字”的个别风格研究不多，研究所涉及的风格仅限于“高”“远”“静”等，而未能全面，同时也较少与皎然诗歌作品相联系。

（二）“自然”

“自然”是对诗歌审美理想的追求，对皎然诗论中的“自然”观研究文章较多，研究主要集中如何形成“自然”和“自然”的内涵两个方面，以下分论之。

首先是关于如何形成“自然”的研究，相关文章有赵国乾的《论皎然“风流自然”诗学观及其意义》、张丹卉的《浅析皎然诗论中的自然观》、周璐璐的《论皎然〈诗式〉中自然观和苦思过程的统一》等。其中赵国乾在《论皎然“风流自然”诗学观及其意义》一文中认为“自然”是一种“妙造自然”之美，这一审美理想涵盖了他提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原则，包蕴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以此为核心分别论述了“真于情性”与崇尚“高”、“逸”；“尚于作用”与“苦思”、“取境”；“至丽而自然”与对艺术化自然的追求。张丹卉在《浅析皎然诗论中的自然观》一文中对如何“自然”之美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作出了要求，认为“以“情”为基本内容，以“格”为表现形式，是要求作者经过艺术构思后将要表达的“情思”赋予艺术形式之中达到和谐统一。”[]在内容方面强调情思，需做到情感的自然抒发，而在形式方面要做到语言的和谐流畅。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要达到皎然所要求的“自然”之美，要求创作主体的真于情性、创作过程的苦思等，这也上文中所论述“创作论”中的重点，可见皎然的审美理想便是“自然”。

其次是关于“自然”内涵的研究，相关文章有孙学堂、张学松《皎然“文章宗旨”发微》、黄华强的《论皎然〈诗式〉的文学批评观点》和高东洋的《皎然“自然”观浅析》等。孙学堂、张学松认为皎然所推崇的“风流自然”，其实是“提倡语言畅达、精神脱俗、情思飞动的诗风。”[]其他研究的看法与此类似。对于“自然”内涵的解读研究文章多关注皎然《诗式》中的论述，缺乏与其诗歌创作实践的结合，故此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