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普遍经历了一个从“舶来品”向本土化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在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大背景下，大学通过调整自身办学模式、发展方向、学科结构等要素，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过程。华中工学院建校以来，众多学者志士，为学校未来发展和人才培养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力图走出一条结合世界先进教育理念，适应教育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发展道路，试举几例：

1.选择校址

1952年，华中工学院筹建之初，时任建校委员会主任的査谦和建校委员会委员的张培刚考察校址，査谦、张培刚等没有参照通常美国大学早期选址在乡村的惯例，也不似苏联大学一般建在城市的常规，决定选址在武昌市郊，当时还是一片荒山的喻家山、关山地区建校。査谦、张培刚认为：“大学选址既要考虑当前情况，更要着眼以后发展。早先的大学都建在城里，生活方便。但由于社会经济和科技大发展，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同时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进步又缩短了市郊的空间距离，因此校园郊区化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关山地区原属武昌县，现已划入武汉市辖区新界范围，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武汉市建设的重点地区，很可能成为工业区、文教区，在这个地方建校对于学校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对学校未来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再看华中科技大学所在地，校区处于武汉市文教中心，中国光谷高科技产业研发腹地。经过60余年建设发展，在办学规模实现较大发展的今天，依然保持校区完整，同时为学校未来的教育、科研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引进人才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朱九思刚获得“解放”，在学校军宣队指挥长刘崑山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学校工作。面对这一时期大学停办，国内众多高校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纷纷被下放的情况，朱九思以前瞻性眼光，抓住机遇，全校动员，想尽办法，将全国各地“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调到学校。他讲到：“我们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而是太少。我们大学要办下去，要培养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就要扩大教师队伍。”面对当时负责人事工作同志的疑惑，他进一步说到：“你要看远一些，再过几年，想要人也要不到了。”就这样，在文革后期至80年代初的10余年间，华中工学院共调入来自全国20多个省，500余家单位的600余名教师，为学校以后的综合化发展积聚了重要的师资力量。这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高足陈应天。陈应天来学校不久被学校派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喻家山下的防空洞中建立了引力实验室。历尽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建设，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科学研究中心。

3. “请进来”和“派出去”

华中工学院在师资培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请进来”和“派出去”。“请进来”就是邀请国内国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指导；“派出去”就是派人到兄弟院校和国外学习、考察。仅1981-1984年，应邀来校讲学的中外学者即达到233人，其中有些是世界著名学者。1980年、1981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坎罗特威茨两次来校讲学，对华中工学院的激光专业建设起到很大作用。在他的指导下，华中工学院研制的第一台激光器顺利出光，促进了学校这个专业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此外，法国数学家，模糊数学创始人柯夫曼，美国纽约理工学院的帕布里、奥利纳，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王孔启等著名教授，对学校的数学、无线电、自动控制和计算机等专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帮助；钱伟长、徐利治、陈景润院士、林群院士、何祚庥院士、郝柏林院士、于渌院士、苏肇冰院士、霍裕平院士、唐敖庆院士、徐光宪院士等都曾应邀先后来校讲学，指导华中工学院的专业建设。与此同时，1980年以后的十年间，学校向17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派出700多名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至1990年已有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的杨叔子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前部长周济等近300人学成回校，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