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香港人，其创作特点除了与香港文化的世界视野有关外，还与海派文化密切相关。其生活经历和精神谱系应该可以说明这一点。王家卫1958年出生在上海，在五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居香港。然而，王家卫为何随父母移居香港，并没有很多资料说明，王家卫也多以个人隐私加以回避。但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王家卫电影的美学意义颇为重要，我们试图从侧面分析这种文化情境。

历史上，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市颇有渊源，而这两个城市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实际上深刻地映射着历史的变迁。香港移民大规模的出现在1937年，其背景当然是日军侵华战争。当时的香港人口才不过100万左右，而此时的上海则有300多万。著名作家张爱玲就是在1939年来香港大学求学，在这里度过了港战，写下了著名的带有洪荒之色的《倾城之恋》。在张爱玲的眼中，香港只不过是带有取媚殖民者的没有自我的“妓女”角色（李欧梵语），香港和上海是没法比较的。后来中日战争之后很多人又返回了大陆。但是在大陆国共易色之际，又出现了一批南下移民潮。这些大都因为政治原因。这种移民在1950年代初还在进行，张爱玲就是建国后1953年感到无法适应大陆文化氛围离开。因此，“到50年代初，香港成了上海的后方和避难地。”而在1960年代以后香港和上海调转了角色。在现代史上，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具有相当程度的互文性。
王家卫一家移民香港在1963年，这一段时间大陆发生的事情颇多，蕴含了太多沉重的人生经历和惨痛家国故事。王家卫一家移民香港，其背后的故事自然异常复杂。但是王家卫那时毕竟是一个孩子，上海文化如何影响了王家卫自然值得关注。按照潘迪华的看法，“我相信有可能。借着他妈妈，他知道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在香港怎样生活。他不会讲自己私事给别人听，我也不会诸事问人的，不过有时无意中流露出来，因为我和他一直讲上海话，《阿飞正传》时还‘啦啦啦’地练习。”笔者认为，从个体成长的经历可以推测，家庭生活特别是母亲的作用确实可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进行确认，事实上王家卫小时候也是母亲在尖沙咀经常带着他看电影，度过了孤独的童年。由于童年的经历和母亲的影响，上海一定会在他心中留下重要的印记。但他如何看待上海的故事呢？他的上海故事一定具有两种颜色：一种是解放后以工农兵为特色的上海表层红色文化；一种是老上海弄堂里那种陈年老酒一般的海派味道。这种情况应该就像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里面一样，外面是风风火火的大世界的革命文化，而弄堂里面则是积淀着上海市民日久天长积攒起来的老上海日子。我们发现，王家卫的电影基本在回避一种正面的宏大的规制的东西，这涉及权力和制度；但王家卫像老上海的王琦瑶们（正是王家卫的母辈人）那样，在老上海市民生活的精致日子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栖息地。于是，海派文化的余韵就一定出现在王家卫的电影艺术创作中。

这种美学意味集中体现在王家卫的电影中，就出现了我们可感可触但又无法把握的那种老上海气质。正如有记者询问潘迪华，“王家卫很年轻便来香港，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miss（失去）了某些东西，所以在电影中尝试寻回那所谓的上海根？”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要寻找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感觉，他本能地感觉到了两种不同的都市文化气质，以及这不同的文化气质背后的政治历史人事因素。王家卫的电影基本回避了左翼文化，着重表现的便是上海弄堂的芯子里的生活，现代都市中人和人的复杂的情感和生活境遇。笔者甚至怀疑，王家卫的名字就包含这种生活维度，不是通常那种时代命名的“卫东”、“卫国”，而是“卫家”这种更加私人空间的文化味道。“《花样年华》是上海的故事，而《2046》则是写给香港的。他对这两个地方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60年代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王家卫为何找潘迪华来演上海女人？“他要一个上海的风尘女子，60年代的。一个讲老式上海话的女人。”在卢燕珊的专访中，题目就是“到底是上海女人”，这句话正是从张爱玲的文章《到底是上海人》演变过来的。以前的上海女人是什么样子的？潘迪华讲，“现在的上海女人和其他时代女性没有什么区别。以前的上海女人却很不同，作风比较创新、勇敢、大胆一点。漂亮与不漂亮是其次，现在也有很多漂亮女子，但气质方面，真的差很多。以前的上海女人，因为没有那么多自由，约束好多，但是在约束和礼教之中培养出一份独特气质来，也很文雅。坐有坐的姿态，站有站的姿态，礼貌方面，无论是大户人家或中等小家庭，都教养很好。不一定是家长教你，而是周围成长的环境，你会control（控制）、约束自己。”《阿飞正传》全都考究了那时的资料，所以《阿飞正传》也好、《花样年华》也好，全部都好忠实于那时代的装饰、风气、习惯，他们是搜集了很多资料才筹备这戏的。我相信每一部戏都是这样。”张叔平和王家卫“拍档做上海，不是现在的上海或很早以前的上海，而是五六十年代香港上海的style（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