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间问题研究视域转变

笔者将资本的空间扩张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前，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其研究视域集中在分析空间问题产生的必然性与生产过剩；第二阶段为20世纪上半叶，代表人物是罗莎·卢森堡和布哈林，其研究视域集中在争论空间问题是否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重点话题；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下半叶至今，代表人物为大卫·哈维和列斐伏尔，其研究视域在于揭示平面上资本扩张和深度上社会关系的当代双重维度。通过梳理和对比不同时期的研究视域差别，我们能够清晰把握空间问题的研究路径，与此同时发现大卫·哈维研究方法的不足。

1.黑格尔与马克思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就曾从“需要”维度出发，对殖民主义的必然性做出解释：

“市民社会被驱使建立殖民地。单是人口增长就有这种作用。但是，尤其在生产超过了消费的需要时，就会出现一大批人，他们已不能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得到他们需要的满足。”

马克思沿袭黑格尔对殖民主义必然性的论述，其对资本空间化的本质揭示与黑格尔对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有着极大相似性。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5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就已经看到了资本殖民的趋势和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殖民源于经济体内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无法自我解救：

“自由贸易的幻想的魅力正在消失，勇敢的工业冒险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并不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完全不可能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里发生。生产过剩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因为‘商品积压’这种《曼彻斯特卫报》心目中的可怕怪物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减。商品的需求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给却一天天增加。”

在揭示资本主义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之后，马克思对资本空间化作出了价值判断：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他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在当时就已揭示资本空间扩张不能促进解放，其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并未有任何变化：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因此，黑格尔与马克思都从必然性角度诠释了空间问题的发展，马克思沿袭黑格尔思路，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这种必然性置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环境下加以说明，揭示了这种必然性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内生产过剩，从道德批判态度揭示空间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2.罗莎·卢森堡与布哈林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垄断态势渐显，罗莎·卢森堡意识到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她将资本主义的空间对外扩张阶段视为帝国主义阶段，其内在动因源于经济体内消费不足，如果不及时寻找新的市场就会出现资本危机乃至威胁灭亡。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地充当它自己的消费者，即生产和市场是一体的话，那就完全不可能解释周期性危机的出现。”

在20世纪初，地理空间上的资本差表现得极为明显，而这也是资本主义逐渐开始空间野心的现实基础。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会在延续资本主义生命的同时致使资本主义快速走向灭亡，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迅速走向灭亡之路。但是布哈林则反对卢森堡的观点，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真正给我们揭示的是以内部辩证法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灭亡，而非卢森堡简单将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和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重点转移为“第三者”。显然，布哈林严格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灭亡必然是因其内部矛盾，即生产关系，而非帝国主义导致其崩溃。布哈林认为卢森堡会使人们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剥削的关注转移到资本主义空间发展问题上去，他认为卢森堡宣称“资本主义离开第三市场便不能生存”，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

因此，罗莎·卢森堡与布哈林的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布哈林反对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矛盾聚焦于“外部矛盾”。布哈林认为资本矛盾始终是内部生产关系矛盾，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空间问题确实在事实和理论层面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关于空间问题重要性的争论持续进行。



3.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

20世纪中期，具体学科发展掩盖了马克思理论中资本的空间流通与地理发展不均衡之间的联系，空间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两种互不关联的学科研究。地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被纳入城市空间问题研究，而城市空间研究则被科学管理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重在科学管理与合理规划，并未在本质层面揭示空间弊病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反而将空间问题的研究纳入到技术统治的范畴中。20世纪中期的空间理论研究的管理学视角完全遮蔽了“社会关系”这一维度，空间中的政治与经济要素被认为是外在于空间并赋予空间的。

随即，法国学者列斐伏尔重新将空间理论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揭示出来，开始从空间问题形成的根源入手分析，而不仅仅停留在如何管理空间规划。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资本运转的产物，他创造性地将空间、日常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联系起来，认为空间问题的本质源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新殖民运动”。因此，究其根本，对空间的研究就是对生产的研究，更具体来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流通的研究。

大卫·哈维起初作为地理学家，并未直接关注到空间展现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但随着哈维生活在巴尔的摩观察到社会发展的地理不均衡及人在此种社会环境下生活状况的极端分化，他开始意识到地理学研究无法应对社会问题，由此转入实证主义激进立场。但可惜的是激进立场能引起大家对于该问题的广泛关注却得不到问题的根本解释和说明。最终，哈维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的思想方法可以有效解释关于眼下现实问题的疑惑，由此才进入《资本论》的研究并将其与空间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因此，空间问题到这里已不再是科学管理学的研究，而是在全球平面上的资本扩张研究和在社会深度上的人与人社会关系本质的双维度研究。

（二）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要素和结构

大卫·哈维理论成果丰硕，其中涉及众多话题，根据学者张馨的词频图谱分析，哈维理论中出现的概念根据出现词频可以分为三类层级：第一类为最高频，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全球化、资本积累、帝国主义；第二类为次高频，主要包括现代性、城市空间、时空压缩；除此之外，经常出现的概念还有人文地理学、后现代、不平衡发展、时间-空间修复等。大卫·哈维的学术研究路径具有相当曲折性，分别经历了地理学者、激进地理人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代表学者这四重身份。最早作为实证主义地理学家，在关注城市地理问题时以人文主义视角审查城市空间中出现的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等情况，从而转向社会学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维度批判资本主义。

因此，哈维的学术研究呈现线性探索趋势，研究领域逐渐聚焦。总体来说，哈维的研究思路是从现象入手，以问题导向追寻答案，从关注到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入手，逐步扩大研究的空间范围，锁定“资本”是造成问题的根源，并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资本批判逻辑，结合资本的当代形态，重新构建当代资本空间扩张的样态结构。

笔者选取哈维在空间理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资本的限度》一书具体分析。哈维在2006年（原书写作完成28年后）给《资本的限度》一书的序中以更高屋建瓴的视角自述了此书的写作背景和意愿。《资本的限度》共13章，哈维以其实证主义方法依次论述了三部分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当代表现：资本发展的普遍性（利润率下降分析）、时间性（金融危机）以及空间性（地理发展不均衡问题），但是哈维认为这三部分是同时存在而非线性发生的，三者之间的辨证张力恰恰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中的整体主义与辩证法，而这也正是哈维想要延续和继承的内容。哈维想要再述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发展，诠释马克思的资本当代危机，因此选定“空间修复”为突破口，以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和辨证方法将当代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融合进城市化和地理发展不均衡的过程，以此反对带来了贫富极端分化的当代新自由主义，使马克思理论在当代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