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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电影与地方性知识生产
 
更新日期:2020-04-14   来源:电影文学   浏览次数:251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传统的电影史写作方式主要有美学电影史、技术电影史、经济电影史和社会电影史。美学电影史是一种最常见的电影史写作方式,即它是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

 
 传统的电影史写作方式主要有美学电影史、技术电影史、经济电影史和社会电影史。美学电影史是一种最常见的电影史写作方式,即它是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来看待,这一电影写作方式提出的标准就是把以往历史中的优秀电影提炼出来,除去大量的历史生产出的平庸之作,然后对这样的杰作进行审美评价。如我们常见的《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等。这样的写法有其优点,在于把杰作拿来给读者观赏学习,掌握电影的审美评价标准,提升读者的电影欣赏水平;缺点在于把电影史上曾经大量存在的其他电影都忽略不计,忘记了它们也曾经是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曾对观众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技术电影史是因为电影自身的特殊性,即电影是工业化的产品,电影技术的先进与否,决定了电影制作的质量水准,比如在电影发明的早期,“它们包括能快速连续拍摄照片的电影摄影机、能把曝光好的胶片翻转成正片的印片机以及与摄影机过程相反的放映机,它能通过镜头和光源传输正片拷贝并把拷贝上处理好的影像投射到银幕上去。”因此,“电影技术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是考察围绕电影机器(摄影机、印片机、放映机)初期发展的历史环境以及后来发生的变革、调整和拓展的历史环境。”这种写法的优点是让读者理解电影发展史上技术所起的相应作用,明白技术与电影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电影自身正是现代化工业创造出的产品;缺点在于技术电影史的写作容易滑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以为电影由技术决定而忽视了电影的另一个特性——艺术性,片面追求技术尤其是特效技术的结果,正在把电影业引向一个歧途。

经济电影史在过去一直被忽视,原因是人们一直把电影视为艺术而不是商品,但现实的情况是电影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商品,没有利润,电影就无法进行再生产。尤其在中国进入WTO之后,电影进入视觉大片时代,对电影制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所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大,这样电影产业更加依赖大资本的投入,与此相关的电影产业经济学研究也变为显学,票房而不是艺术成为了衡量电影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社会电影史是把电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考察的,它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依照社会学的评价标准来研究电影发展史,其所依据的主要社会学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英国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等,其中尤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应用最为广泛,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电影史视为一种对电影的外部研究,同时这也构成了它的优点与缺点,优点在于弥补了电影本体研究的不足,缺点在于不能像电影艺术史那样深入到电影内部。

总而言之,以上的种种电影史研究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局限,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人们比较一致地高度关注这个时代所盛行的多元文化,把以往单纯的电影研究,扩展范围为电影的文化研究,那么在重写电影史的活动中,就需要呼唤出一种新的电影写作方法,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龙江电影作为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一部分,重新书写它的在地历史经验,如何避免以往的编年记录体写作,如何避免过度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电影在参与建构文化方面的作用,对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消费的介入作用,极小微观个案研究等方面,需要我们采取新的观念与方法来指导电影史的重新写作。

因为重写电影史首先是涉及到关于历史的写作,那么放眼相关的历史学科,我们发现,在历史学界也正在进行一些新的变革。为避免旧的历史写作方法,美国的“新文化史学派”吸收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新的历史写作观念与方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新文化史学派”的做法,了解一下“文化人类学”是如何为历史的新写作提供观念与方法的。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他所创立的“深描法”和关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观念,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尽管格尔茨是针对人类学学科提出的这些新的观念与方法,但在比较之后,我们发现,它也完全可以拿来用到文化史、电影史的写作之中。

首先,是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关于文化的解释非常多,格尔茨选择认同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提法:“人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生活的动物。”而意义的载体是符号,复杂的符号系统组成了人类的文化系统。对符号的不断解释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文化史。

其次,所谓的“深描法”有一个前提,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把文化视作由一个个符号文本所组成的系统,民族志写作的任务就是如何阐释这些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意义,并且作者往往阐释的文化是与自己民族所不同的异族文化,因此作者描述异族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便于理解,理解并尊重他者的文化,这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主要主张。

如何解释人类的文化史呢?格尔茨采用的是所谓的深描法,具体而言,深描法是一种阐释方法,格尔茨以人类学中的民族志为例,说明了文化的阐释的四个要素:“民族志描述有三个特点:它是解释性的;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属于固定下来。······此外,这类描述还有第四个特点,至少,我是这么做的:它是微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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