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结束、人类的文化交往空前频繁的21世纪开始之时，翻译文学开始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学者们在研究翻译文学的性质、归属等问题时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定式与僵化是主要表现，视角禁锢于文学一个学科之内，缺乏创新思维与创造力。然而，当今社会和科学界存在着一种新型研究方法，即跨学科研究法，也就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跨学科研究法打破学科界限，融合各学科知识，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新的领域的知识、概念、方法或技巧，无疑是跨学科研究超越于传统分科研究以开创新领域的优势所在。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实际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跨学科的反映，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青睐。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1962)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研究范式是研究共同体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模式与框架。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包括研究方法、方法论、研究对象的设定及研究程序、实验手段、仪器等组成的操作性规范,其首要功能就是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或学派共同体的学者与新人提供一套解题的方法和研究常规。因此，本文将多元系统论结合理工学科研究方法，提出翻译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即“模型拟合法”研究范式，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新颖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工具。

1、翻译文学的“模型拟合法”研究范式

理工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模型拟合法”指的是为了解释规律，深入了解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利用想像、类比、抽象推理等手段，建立理想化的模型，略去非本质的次要因素，使问题简单化，从而也易于找出基本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运用“模型拟合法”研究翻译文学，界定翻译文学的性质，厘清翻译文学与国别（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推动多元系统论深入发展。

埃文-佐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体系，所谓“动态”，就是考虑时间因素，具体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将翻译看作是动态的综合体系，而不是仅仅考察某个具体的文本。

我们认为，为研究翻译文学的性质、归属等问题，我们假设翻译文学的动态模式，假设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摆脱了多元系统论的操控与预设，以特殊的“分子”形式运动[8]；翻译文学在与本国强势文学的接触、碰撞中，在特定的时间具有特殊的功能；翻译文学的边界在不断的“扩散”与“饱和”过程中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我们认为，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家的盛衰更迭，民族文学的地位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国家兴衰、社会动荡、经济政治等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民族文学的兴起与衰落。当本国的政治经济遭受重创，或者民族深陷危难之中，民不聊生，民族文学也会随着本国国情停滞不前。此时，翻译文学开始逐渐进入该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中，逐渐在该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取得重要地位，即以特殊的“分子”形式在该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中“扩散”。翻译文学的边界不断地“扩散”进入该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对该国的民族文学产生冲击，同时解放国民思想，激励国民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和社会变革，推动历史的车轮徐徐向前发展。随着翻译文学逐渐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扩散”，翻译文学逐渐从边缘位置向核心地位运动。当翻译文学取代目的语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学，成为该国文学多元系统的核心时，此时，翻译文学在目的语国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达到了“饱和”，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整个文学多元系统达到了动态平衡。所谓“动态平衡”，即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具有相对平衡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变化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具有整体性，二者达到相对稳定的动态状态。

例如，在中国的翻译文学本土化进程中，翻译文学曾在一段时期内迅速“扩散”。晚清时期（1840-1912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进一步深化，封建统治者赖以统治的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同时伴随着列强在华设厂和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清朝统治之下的各阶级开始了反抗和探索，严重打击了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势力。晚清既是一个充满矛盾、混乱与彷徨的小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尝试、突破与变革的大时期。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国家社会背景下，晚清时期的文化发生了转变，开始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冲破儒家文化的束缚，时代性的政治运动促进中国的翻译文学开始“扩散”。各类译作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出，蔚为壮观。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的作家译者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当时的背景下，译作的作用要比创作还要重要，唤醒了国民，促进国民的现代意识觉醒，翻译文学由此逐渐“扩散”至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当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发展至核心地位时，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饱和”。之后，中国的国情巨变，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经济高速发展，国民思想不断进步。国内的文学多元系统开始重新审视民族文学的性质与地位，复兴中国特色民族文学，近年来更是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等一系列战略。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翻译研究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如南京大学法语专业的博士生分别就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进行了研究。据统计，1980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有300部左右，其中包括复译本多种，体裁以小说为主，同时也涉及诗歌、戏剧、散文；从地域上看以大陆作家为主，也涉及港台作家和华人作家。据中国作协创研部统计，“中国当代文学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新时期以来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荷、意、西等欧洲语种和日语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图书即在870种以上，中国有作品被译介成西方文字的当代作家在230位以上。”于是翻译文学逐渐变得不“饱和”，退出中心地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散”与“饱和”，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循环往复的运动。翻译文学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并不总是处于中心地位，也并不总是处于边缘地位，而是处于动态模式，从“扩散”到“饱和”，循环往复，最终达到动态平衡。

综上所述，随着目的语国家的国情及时代的变化，翻译文学在目的语国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从“扩散”到“饱和”运动，循环往复，最终与目的语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学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