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大利等人既不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物那样能为理想献身，也不如同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小人物困窘地生活着。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但失落了崇高的理想；他们不必为生活而劳苦，却在从容中陷入了焦虑。他们过着真正的与传统乡村割裂了的都市人的生活，但也不同于30年代新感觉派笔下的心安理得地享乐的都市人，因为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内心终究是矛盾的。

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①，“过渡”是相比传统社会和未来而言，短暂和偶然则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文学中，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无论是在形式上的叙述试验还是内容上的对不可把控的命运的书写都已经展示出了大都市上海的现代生活的面貌，前者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街景》，在结构上多有新的探索；后者如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刘呐鸥《残留》、《方程式》等，写着生命中的种种偶然，以及安心地受着命运安排的堕落的都市人。然而，他们没有写到充斥着短暂和偶然的现代生活除了带给人们快速的刺激之外，还会带给人什么？

《玫瑰房间》开头便写到，魏大利每次出差结束走上家里的楼梯的时候，“都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生怕门一推开，里面会冲出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②，尽管他知道想法太龌龊，却抑制不了自己的担忧。他拼尽全力想要紧紧抓住他的妻子新月，但生活的变动不居使他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达成目的，他的担忧来自于对妻子新月的不信任，而不信任则是因为妻子过去（在大学时）便不是一个安分的人，现在更是疯狂地想要出国（也意味着离开大利）。他们刚在一起时他的心里就已经“播下了不安的种子”③，此后新月的任何举动，似乎都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在他心里，“他可以不要妻子，但失去了孩子是不行的”④，他想要像掌控孩子那样安排新月的一切活动。当然，他的努力在一开始就是失败的，所以他总是生活在焦虑中。大利的焦虑应当放在与前现代生活的对比中来认识，现代生活比起前现代，是碎片化的、短暂的、刺激的，人们之所以无所适从，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却不得不向别人那样，顺应生活以保全自己。新月即将离开大利时，大利想到的是乞求和暴力，独独缺乏平等的沟通，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正如新月的一句话，“我们两人在这件事上永远也不能沟通”⑤，实际上，岂止是这件事，岂止是他们两个人，也许现代生活中的独立个体永远也无法在任何事上与他人沟通。

新月的梦想是拥有一间“玫瑰房间”，“去美国”只是实现梦想的手段之一，然而她至死甚至都未能见到这样的房间。“玫瑰房间”因而有了与“城堡”在某方面相近的寓意，新月的生命在求而不得的焦虑中被灼烧着，正如一位论者所说，“与其说新月是被别人的‘出国梦’所扼杀的，毋宁说是被自己的‘出国梦’所扼杀的”⑥，她的死，既有极大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相比大利和新月夫妻，小说对另一个家庭——李晓明和叶薇的描写则略显单薄。李晓明追求的是副教授的职位，叶薇想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前者实现了目标，却又陷入了另一种焦虑——对好友魏大利的愧疚中；后者的寻求当然是无意义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踏在了享乐主义的边缘，但内心的保守又使她无法真正跨出那一步。如果说大利夫妻的焦虑是爱而不得或者患得患失的焦虑，那么李晓明的则是得到后的片刻满足之后的另一种焦虑，正如叔本华的“钟摆”譬喻：“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⑦。叶薇的焦虑是“过渡”的焦虑，受着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影响，既不满足于传统，又无法克服心理的障碍跨入享乐生活。

小说的四个人物有着不同的追求，却都有种种焦虑，这是因为焦虑是现代生活的短暂性、过渡性和偶然性的产物，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