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乡村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具有延续性和独特性。但是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角度来看，东北乡村文化缺乏厚重的文化积淀，在文化载体与文化传承方面都存在劣势。

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东北经济出现断崖式滑坡。由于经济下滑导致的社会、文化问题开始凸显，突出表现为东北人口的大量外流，其中乡村人口流失更为严重。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制约着东北乡村文化的传播，制约了东北乡村的整体发展。一方面是东北乡村文化的传承主体缺位，使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出现断档。未流出农民越发关注自身经济利益，为谋求利益最大化，使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传统生活方式走向两个极端，无经济利益的文化传统，逐渐被淡化、抛弃，如友爱、孝悌、勤劳、诚信等，涉及经济利益的文化被扩大化，像东北乡村的走礼文化，已由过去的风俗文化变为如今的毒瘤文化；另一方面是乡村文化载体的空心化，文化需要物化形式得以展现，而物化本身并非文化，两者产生关联的核心因素是人。由于乡村人口大量外流，承载乡村文化的建筑、公共活动场所等物化形式，缺少了最核心的因素，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壳，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正在逐渐消失。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以及东北经济整体滑坡的环境下，东北乡村文化的发展陷入了混乱、迷茫甚至是崩溃的困境。

东北乡村文化出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中国乡村文化困境的普遍原因，又具有其独特原因。

1、东北乡村文化的薄弱性。

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发展未曾断裂的关键所在。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支撑与传承，精英阶层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费孝通通过分析，得出明清时期近一半进士为农村子弟的结论，而有功名的农村士绅所占比例更高，他们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传统文化支撑与传承的主体。比较而言，东北科举始于清朝，纵观科举历史，东北地区未曾出现文状元，进士仅仅二十几位，其中祖籍关内者占近半数。所以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东北乡村传统文化尤显薄弱。

东北文化原属于少数民族文化，虽然清朝入关后实行汉化政策，但对“龙兴之地”的东北仍实行封禁政策，因此传统文化对关外的影响甚微。直到清朝后期解除封禁，中原传统文化开始逐渐传入东北，随着近代闯关东的不断移民，大量中原地区农民到东北谋生，在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东北也达到高潮。同时日俄的异国文化对东北影响颇深，尤其日俄战争后，日本间接、直接占领东北长达近半个世纪，殖民文化也通过各种形式，在东北地区各个领域得以体现。三种文化在不同时期都以主流文化的形式存在过，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融合性文化形式。东北文化虽属融合文化，但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和殖民文化，有主次、有次序的传承发展。

东北乡村文化薄弱对乡村文化自信发展最直接影响，是乡村文化凝聚力减弱，缺乏让农民产生文化认同的传统观念和物化形式。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东北经济整体滑坡的背景下，最初文化认同感下的文化约束力逐渐消失，农民的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抛弃文化约束和文化底蕴，单方面促进经济发展、谋求经济利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行为缺乏其合理性，对于本就薄弱的东北乡村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影响很大，最终不利于东北乡村的全面振兴。2、东北乡村文化的缓慢发展。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根植于土地，所以文化模式具有稳定性和封闭性，在这种乡村环境中，农民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历史文化观念，也就是所谓的“村庄共同体意识”[6]。在这种共同体意识影响下，农民接受新观念、养成特定习惯是一个缓慢发展过程，反之，业已形成的习惯、观念，否定、抛弃它的过程同样漫长。“礼失而求诸野”虽然表明乡村文化本身具有比较合理且相对完整的价值系统，但侧面也反映了乡村文化发展的缓慢，传统文化在上层社会的创新与崩坏，并不会对同时期乡村文明的自我进度产生巨大影响。

近代以来，东北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殖民时期，畸形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民被迫转变社会身份成为工人，被日本殖民者残酷剥削。建国后，由于东北特殊的区位、资源等方面原因，大型重工业在东北广泛创建与发展，集约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在东北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又提出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在一系列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东北始终保持着高城镇化率发展，上世纪末，东北城镇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些年东北经济遭遇整体滑坡，人口大量外流，但并没有影响东北城镇化率的持续增长，并始终保持在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