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将焦虑定义为“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他个人视为存在的根本”[1]。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中产阶级的社会习俗和传统规约是露西存在的根本价值观。出身于爱德华时代的中产阶级家庭，露西将传统和尊严视为自己的护盾，然而意大利之行激发了她内心深处对真爱和自由的渴求，她开始期望出现一些“不平凡的事情”，违反一些令她“烦躁的束缚”[2]。小说中露西的焦虑经历了两个阶段，当她刚开始面临着自由的可能性时，强烈的晕眩感萦绕着她，使她无所适从；随后她在不同选择的权衡取舍中紧张忧虑、矛盾困扰，晕眩感演变成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

克尔凯戈尔将焦虑视为自由的混乱，是伴随自我存在的一种本体论结构。他认为，自由是人的先天本质，焦虑就存在于自我要实现其潜能的两难抉择中。“焦虑是人类在面对自由时所呈现的状态，个体一旦面临自由的可能性，个体就会产生晕眩感”。对于露西来说，意大利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因为它给了露西“世界上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她自己的心灵”。意大利的蛊惑魅力令她着魔，她第一次感受到“春天的感染力”；当她与友人、监护人和牧师走散时，她“没有去请教别人，竟然开始感到逍遥自在”，因为“能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而高兴”。意大利车夫和女友的“公开示爱”和“打情骂俏”令她羡慕，在车夫的鼓励下，她与乔治有了发自内心情感的林中一吻。意大利之行使露西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自由，而社会隔阂并不是那么重要。
然而对于露西来说，自由的美好享受是短暂的，与自由相伴的，更多的是深深的晕眩感，因为意大利的热情奔放的气息与她熟悉的“传统”和“体面”相距甚远。露西在表姐巴特利特小姐的陪同下来到意大利旅行，到达预定的贝尔托利尼公寓时发现入住的房间看不见风景，她们深感不满，所幸晚餐时遇到了主动提出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换给她们的爱默森父子。尽管露西有心接受他们的好意，并感觉到“房间和风景的问题有着超脱世俗的意义”[4]，但由于巴特利特小姐的极力反对，深受“体面”和“世俗”束缚的她未做任何表态。虽然露西最终在牧师的劝说下与爱默森父子交换了房间，但她“一直处于是该接受自己的真切感受还是选择自己所认为该有的感受这一痛苦折磨之中”[5]。露西在交换后的房间中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正是她对自由的困惑和思索。

“她看到盥洗盆的上方用大头针别着一张纸，上面草草划了个大问号。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她思索着，一面凭借烛光，仔细地查看着。起先这个问好没有什么意思，它渐渐地变得咄咄逼人、十分，包含着不详的征兆。她突然一阵冲动，想把它撕毁，幸而想起她没有权利这样做。”

换房风波是露西第一次面临自我要实现其潜能的两难选择，她在面向自由的可能性时产生了一种互相矛盾、无法割舍的焦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