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媒体广泛介入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时，不仅带来社交主体和社会活动的时空参数以及现实语境的改变，其语言的多变性引发意义的去中心化和个人意识的消解。马克·波斯特曾坦言，“这种全新的媒介化的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为一个动力学过程，构造着我们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世界里的各种仪式和景观”。从媒介的符号权力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意义互动层面来说，充满变化、活力、民主与自由的新媒体，作为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的主导力量，借助于媒介“里”的内容价值和媒介“外”的全民媒介消费的利益冲突、关系协调与评价效应，赋予社会更多元的行动方式和更宽泛的价值主张。很显见，新媒体已经成为现实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各种力量的中介作用机构。正如英国媒介社会学家John Thompson(约翰·汤普森)论述媒介的现代性影响时所言，“任何一种新兴媒介，都具有凭借各自符号形式的生产和传输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以及以‘构建现实’的作用创造事件的力量”[2]。但很多时候，新媒体的现实建构并不是基于客观、事实与正义来对整个现实和整个社会予以系统整体的考量，而是利用排序方式所产生的构建。其媒介形式、媒介语言和媒介行动机制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媒介中心主义和有机功能主义的倾向。

更为常见的是，新媒体作为将个体、群体和社会关联起来的代表社会纽带的形式和代表社会现象的手段，无论是开展信息交流互动，还是描绘媒介仪式和媒介事件，总是试图利用媒介对个体的刺激效应和提振精神的力量，用时尚化、大众化和情感化的仪式语言说话，隐性利用社会的参照点，来进行涵盖各种行为、价值与观念的内容生产，并基于新媒体的网络化节点传播，再将这些媒介化建构的社会参照点投射到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的宏大背景里。藉于此，便可轻而易举地实现新媒体文化所建构的各种“媒介的真实”在日常社会生活里流通。其结果虽然不直接触及社会的本体，也不显性地破坏作为参照点的社会现象。但媒介过程中的一切权力掣肘、观念模糊和价值冲突的东西被潜移默化地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互动和社会形象认同的最深层的共同经验中。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说，“在人人都能成为媒介生产者与传播者的新媒体时代，即自我叙事的信息饱和的世界里，作为‘普通人’的受众大多被符号化生产的媒介仿真与仿真媒介的制度所集中化地区隔，他们沉溺于生活在媒介生成的‘空间’里，外在意识则往往表现为渴望到媒介故事里去‘寻找身份的认同和完成自我的社会建构’”[3]。新媒体之所以能长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需要从新媒体仿真和仿真新媒体的“合法性”上去追根溯源：新媒体惯常使用公众习惯、兴趣和偏好的信息方式和引起群体共鸣的表达格调；小处则选择受众身边的、受众关心的或受众敏感的话题，大处则选择受众个体命运相关或阶层利益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争议性问题或极具阶级矛盾冲突的问题；采用“自我叙事”、非虚构化创作和虚构化创作的手段大做文章；将受众建构成新闻、故事或事件中的“我”和“我们”之类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为个体、社群、组织和社会生成常见的议程、行动框架和意见咨询；以此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包装，并使包装后的日常生活拥有媒介证实的“真实性”。新媒体修饰效应所形成的社会现象景观化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去社会化地割裂了与之相连的各种话语的事实基础、主体行为和集体关系，其间所隐藏的盘根错节的意识形态问题与风险，必须予以意识形态安全战略高度的警惕、解读与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