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特定社会时期人们对其身处的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认知、理解和行动实践所形成的知识、观念、思想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应当是一个极富生态哲学意蕴和极具现实指向性的概念，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遵循从个体观念、大众意见、集体行动到国家共识的基本进化理路。新媒体流行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受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融合化影响与建构，其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阶段性、时代特和环境性的现实内涵部分，虽然显得更具体和更微观，但又表现出极为独特、错综、动态、复杂、隐匿和不确定的一面，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治理面临极大风险与困难。

（一）超越理性的态度与行为：意识形态认知被代理的风险

较为理性、有序和稳定的意识形态认知结构在维系人们关于社会现实和现实社会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基本内涵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以社会交互和社交化为核心功能特色的新媒体，如QQ、微信、博客、社交网站、内容社区、各类图文音视频分享和分发APP等等，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传统媒体都更具群众基础。在新媒体的经济地图里，新媒体文化也往往被打造成为可以被广泛分享、传播、出售和购买的文化商品。受众既是这种文化的创造、传播与消费的主体，也是这种文化的叙事、商业贩卖和社会建构的客体。甚至，从新媒体流行文化的符号创造与意义表征上，基于受众、文化表征意图和被表征的事物之间的社会交互性复杂关系，受众的身体、语言、形象、气质、个性、行为、思想观念、身份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命运等，也都常常被新媒体流行文化符号化、文本化、类型化和现象化，通过时空分离、信息集成、事实再造、情境迁移、情绪贩卖等手段，将人们本土化、日常化的社会生活进行程序化、仪式化和景观化的打造与包装，隐匿性萎缩、弱化和消解人们生活中的各种质疑动机与批判思维，将自我/我们—他者/他们、个体/群体—集体/国家、本土/民族—世界/异邦等身份认知、利益制衡和社群归属等相对概念零散化、碎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一切过程与细节中去。

加之在资本广泛介入并操控新媒体的关系社交时代里，新媒体流行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当成了一个汇聚资源和商业变现的动力学过程。主要倚靠情绪宣泄、生活异化奇观等赚取用户和流量的思维几乎成为整个新媒体行业商业化运营创新的思想轴心。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前新媒体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各类情绪宣泄和流量传播的流弊。受众对信息的感知往往与信息生产者的意图差异极大。如很多社交网站、公众号、内容交互与分享平台和社区里的内容制造，不仅热衷于探讨受众生活世界里的各种话语和各种语境，所生产的软文、音视频内容等也力图标题党化、话题敏感化、内容现象化、细节情绪化、利益关系建构阶级化和阶层对立化；并且大肆利用各种新媒体叠加矩阵式的传播扩散和凭借对公众新媒体使用各种偏好的大数据分析，将受众注意力定向引流到多元化、批量化和精准化推送的各类媒介阅听、消费与娱乐实践之中。

其结果就是：多种叙事、开放性文本、主体立场相对不固定的新媒体内容适时和应景式地充当了各种预想和预设性意义的“传输带”，几乎被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同时或者重复观看。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社会建构理论的研究见解也部分策应到了这一点。他说，“当各种社会体系的各种集合体‘形式’被建构为各种可被超越时空进行复制的资源与规则时，人类代理机构‘人性’因素的媒介物便被再生出来”。新媒体流行文化中这种现象级、景观化的媒介消费的公众性和主体间性，意味着受众批判性媒介策略的集体缺席以及受众个性化身份的集中消解。新媒体传播技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殖民和对受众生活信念的主导性培植，也使得很多受众在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上更习惯于甚至是更沉溺于新媒体流行文化象征性建构的“意义框架”和“生活空间”。当受众的媒介消费理性被新媒体的媒介化效应和商业逐利效应所置换的时候，受众的认知理性与传播理性极易超越正常的态度与行为，受众的意识形态认知便被新媒体的流行文化顺理成章地不同程度地代理了。这种主体性的迷失对意识形态安全来说，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和潜藏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二）超越现实的社群与共同体：意识形态实践秩序被解构的风险

意识形态实践，是人们基于意识形态认知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和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经验体系，主体性参与客观世界的探索和能动性改造世界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健康的意识形态实践中，人们不仅着眼于生产创造各种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重视汇聚各种社会资源关系并结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而且着力于从更高远的层面探索和谋划一种能持续有效引导、指导、支撑和强化未来实践的总体规律性的信息链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来看，其一，意识形态实践着眼于生产和创造各种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以逐步化解人们美好生活需求同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是意识形态客观性、有用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其二，意识形态实践重视汇聚各种社会资源关系并结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以生态和谐的社会资源关系建构为新时代中国全面改革深化凝心聚力，这是意识形态实践时代性、有效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其三，意识形态实践着力于探索和谋划持续引导、指导、支撑和强化未来实践的规律信息链，以战略格局建构为大国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保驾护航，这是意识形态实践整体性、先进性和党性的统一。因此，意识形态实践既要讲个体也要讲集体、既要讲民主也要讲集中、既要讲物质也要讲精神、既要讲社会也要讲文化、既要讲经济也要讲政治、既要讲利益也要讲理想信念，这决定着意识形态行动的节奏与理性秩序。任何一种偏离与失衡都可能为新时代国家的转型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